党员能否有宗教信仰是个问题 毛牧青/文

还是大实话

两年前，我在半岛博客转载了一篇我们的邻邦同志、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关于“共产党员可以信教，而且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的报道，结果遭到小编删除。想想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神论”的先锋组织，自然与上帝、真主、佛祖敏感，连普通小编也深谙内幕很畏惧怕饿饭，变得谨小慎微不得不下狠手斩草除根。呵呵~~~在中国 我深表理解！
或许老久同志看到苏共垮台的诸多教训之一，就是“共产党的先辈布尔什维克当年犯下的最为愚蠢的错误，就是没能同信徒和教会搞好关系。”。然而即便“列宁当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一年后，列宁就已要求尊重宗教信仰”（久加诺夫）。
但后来苏联的历史教训，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当代宗教研究室前主任冯今源先生几年前在谈到前苏联政权对宗教的态度失误所言，“列宁同志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前后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早期，他强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劣质酒。’并且一直强调要同宗教做斗争。这些认识存在不切实际之处，列宁同志晚年在革命实践中有所察觉，但是为时已晚，已无法纠正”；“苏共几代领导人都认定宗教是政治异己力量，而不承认宗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只积极力量，不承认广大信教群众与党的血肉联系。整个宗教界长期处于被排挤、被打压的境地，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被人为的推到了社会的对立面”。
冯先生还说：“在实行农业集体化后不久，苏共几代领导人都没有坚持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首要任务，没有始终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反，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无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把宗教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障碍和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大肆鼓吹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宗教的位置’，大张旗鼓的开展限制宗教、反对宗教的‘无神论宣传运动’，妄图人为的削弱、消灭宗教，用‘无神论’占领一切思想领域的阵地。前苏联宗教界曾力图在新社会寻到自己的位置以尽一份贡献，也确实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努力却未获苏联党和政府足够的理解和回应。
　　前苏联的这些政策和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为地制造了人民群众中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的对立，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损害。前苏联的这一历史教训是惨痛的，他告诉我们，不注重民族、宗教工作，不能用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理顺他们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不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贯彻执行错误的敌视与压制宗教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不仅不能淡化和消灭宗教，反而会给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带来危害。”
在分析苏联的“宗教政策”教训后，冯先生得出以下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超越历史阶段解决所谓的‘宗教问题’。
　　前苏联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他说明绝不能以对实现共产主义和宗教消亡的盲目乐观为基础制定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政策；不能一方面主张信教自由，另一方面否认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并力图促退、淡化、遏制群众正当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宗教政策如不能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加以调整与纠正，并让其恶性发展，必将走向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反面；执行这种政策不仅不能消灭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反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埋下骚乱、动乱、不安定乃至民族分裂的危险因素。”
当然，作为身临其境切身感受国内曾经的宗教政策失误，俄共党魁久加诺夫更有发言资格更有说服力。
所以久加诺夫同学审时度势，毫不掩饰自己对宗教的好感：“共产党员可以信教，而且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他还不加掩饰坦诚阅读了许多宗教书籍，更仔细研究了《圣经》。他还发现，苏共曾要求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建设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完全抄袭《圣经.马太福音》中基督耶稣所说的“山上宝训”。而“山上宝训”，一直被认作是基督徒的言行准则。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当年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感召力的口号，这些动听口号的灵感同样来自圣经。因此他产生了“坚决主张修改共产党党章，取消党章中有关无神论要求的条款”的决心，绝非头脑发胀如同儿戏的一派胡言乱语，而是接受苏共宗教历史教训调整党的宗教政策、结合俄罗斯国情采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很务实很得民心的理智之举。
俄罗斯的现实也如此。如今俄共不少党员已不再严格遵守意识形态禁锢成了虔诚的东正教教徒，许多党员在向列宁和斯大林像献花同时也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俄共高层也在调整和建立与东正教会的良好关系，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让自己和所领导的党能获得更多俄国公众的支持。
老久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可以有宗教信仰。信仰是每个人的私事。而且信徒通常都是好党员，因为信徒们都比较忠诚，不会从一个政党跑到另一个政党。“以任何形式打击和侮辱宗教以及教徒的做法，对他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如果没有价值观念，如果没有理想和道德规范，那这个社会将无法存在下去更不能发展”。
有意思的是：早已不是苏共党员的铁腕人物普京，更懂得根深蒂固宗教的社会作用。去年他宣布法令，从该年9月起，宗教基础教育将纳入俄罗斯全国各级学校必修课程。据亚洲新闻社在报道：中小学的学生可以在《传统宗教历史》，与《宗教文化基础》或《公共伦理基础》中择一选读。依照普京的命令，俄罗斯教育部从2月份开始培训宗教课程教师，3月份家长们必须决定子女要上的宗教课程。至于原本的特有宗教组织存在，以及其他政党对待宗教意义的认知，早已超越意识形态在宗教态度上达成共识，这已不是什么新闻，早成了世界诸多国家的公认制度。
如果不是故意闭眼不闻、有意否定宗教的作用的话，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对人类的进步影响极大。应该说，西方的文明，主要来自宗教的巨大威力，是西方精神文明和普世价值的源泉。实际上，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影响，早已超越意识形态为世人包括共产党执政国家所接受，并与生活工作息息相关，譬如世界仅基督教徒（含天主教、东正教）就超过20亿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大多国家认可和实行周七记时制、公元纪年制、红十字会；以及一些宗教词汇超于意识形态被广泛使用，等等，便可一目了然。
但党员能否有宗教信仰，在我国的确是个问题。
2007年，财政部的《经济研究参考》杂志，曾在56页码中用了将近一半篇幅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三年前完成的一份政治改革研究报告，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之一，是要求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而来自《经济学人》的报道说，在胡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为今这篇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提出的改革措施，将可以在未来20年完成。报告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基础上强调，如果施政能依此报告而行，最终将改变中国的政治景况。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之一，是要求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报道指出，中共高层可能接受这种改变，因为在近期的中共官方论述中，对宗教在促进“和谐社会”的作用上已经抱持积极态度。韩国《朝鲜日报》驻京特派记者朴胜俊当年7月6日对此也曾做了报道。
而在此前后的几年里，在肯定信仰绝对重要的前提下，应开放宗教信仰及允许党员信仰宗教的探讨文章出现不少。其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2001年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2006年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空军中将、空军副政委刘亚洲2007年的《论宗教》、赵晓2008年的《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2009年的《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等等。而探讨国民宗教信仰缺失的文章就更多了。
但党校的那份报告和一些有影响人物的呼声，似乎与1991年1月中组部就《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发出通知成了截然鲜明对比。《通知》指出：当前，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而后来的实际，也验证了这份早年通知和此前后各类党内“红头”的份量。似乎如今在“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问题上并未有所突破。近些年来“地下教会”、宗教问题夹杂民族问题等事件频发，反倒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躲之不及，估计中央党校这个建议坐了冷板凳，暂且放置高层议程之外了，时至如今“楼梯声也没听到”，更不用说有人下楼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里的《宪法》是高于一切党纪国法的“国家根本大法”，它首先认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那问题来了，党员是不是公民？如果是，根据大法，公民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党员公民难道就不可以有宗教的信仰？岂不前后矛盾么？所以说，宗教自由不应受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而应由公民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这是其一。
中共是我国法定的执政党，作为一个法定的执政党，根据“三个代表理论”更应面向全国公民更具最广泛的代表性，不应仅仅局限在“无神论”的群体，仅仅代表中国的无神论群体而忽视一群有神论者，是不是有些特殊性。有人说，“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我认为不太妥。信仰特指宗教范畴，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理想，绝不是宗教。把理想和宗教混为一谈，这本身就对理想的曲解。而且最重要的是：追求宗教信仰和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不矛盾，宗教的终极和我们理想的终极本质是一致的。这是其二。
纵观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各类政党组织都是有宗教家信仰的，大多数共产党员也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实践证明，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既利于个体和群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情操的升华，也有利自我反省忏悔罪恶从源头上遏制非分意图，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将来实现世界大同。只为其三。
《党章》在总纲党的性质里，强调了“三个代表理论”，并未明确道明禁止党员宗教信仰自由。第一章的《党员》里明确指出“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但在党员的八条义务和八条权利里，更没有明文规定党员不得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一些党内“红头文件”要求并不能代表、盖过或超越“党章”这个最大的“党纪”的规定，必须屈从《党章》的权威性。况且党员大多数也非仅局限在“工人阶级”队伍，而是涉猎各个阶层的“先锋战士”群，早就超出狭义的工人阶级范畴约束了。既然没有明文“法定”约束宗教信仰自由，就意味着默许或认可，那党员为何不能有宗教自由呢？再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未必不是“先锋战士”。是为其四。
……所以“十八大”修改的党章说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应该落实在具体实践中，更应面对现实国情的客观存在，而不是“鸵鸟政策”。
久加诺夫说得妙：“共产党员应该有宗教信仰，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自己的事业一般很忠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般都是投机分子；所谓共产主义事业是抄袭《圣经》的理念，基督宗教的最高境与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当下共产主义事业在全球的失败缘自无神论，没有敬畏之心，只有革命和破坏”。这话在理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这话拿到我国衡量一些党员干部，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实际上，如果不是故意否认或孤陋寡闻的话，现实中我们不少共产党员还是有“宗教信仰”的，甚至不少还是“三教九流”拥趸，唯独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至于那些狗屁不懂却要为自身利益故作“信神信鬼”的更不在少数。这些年来各地揭露媒体曝光的许多地方大员、贪官庸官迷信风水、财神、数码、权力等“实用信仰”的丑闻，越是随处可见一些高喊“三热爱”口号的，往往越是最扯淡的家伙。当然，那些公开或私下加入宗教开始有信仰的党员，往往都是些工作任劳任怨、处处时时用“神的警示”约束自己言行、很懂得感恩和悲悯的老实厚道人。实践证明：用陈旧的所谓“无神论”纪律约束党的“无神论”行为早已过时，也早被许多党员干部的行为所打破所唾弃，早已成了一道自欺欺人的公开秘密。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社会上各类“伪科学”和歪理邪说“大师”出笼，竟也唬得我们许多老革命、老部长、老将军、社会名流纷纷成了它们的铁杆粉丝。昔日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笃信宇宙真理”的高调，早就抛到九霄云外。直至如今，打着各类“大师”旗号的坑蒙拐骗的“信仰”徒子徒孙更如过江之鲫，就像有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胡长清、刘志军、李双江等大人，居然让王林骗子罪犯成了“座上宾”和密友……
而大量的基层党员干部，尤其是农村的党员干部，如果敢于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不妨拿他们在信仰神鬼财神崇尚封建迷信，去与急功近利谋取私利的不择手段做一比较，你就会发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实现远大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在这些狗官嘴里早已成了挂羊头卖狗肉上的空谈忽悠。在他们眼里心里，共产主义是侈谈而功利主义最实惠。这才是活生生缺乏真正信仰的空虚和浮躁的严酷现实哩。我相信一个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社会，肯定是个行尸走肉的畸形社会。在无真正信仰的芸芸众生面前，也只能是道德缺失唯利是图害人害己的一片混沌。难道不是么？！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但对真正扬善抑恶的宗教，我是心存敬畏之心，对它的教义是持赞许态度。原因很简单，几千年了，在社会科技高度发达、人类生活大幅提高下，它仍有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正在队伍壮大，绝不是人类的头脑变傻了，而是懂得宗教在精神上的巨大作用。因此我那位当十几年前下岗后心态畸变的太太，当时皈依基督我是予以热烈掌声的，在精神上物质上鼎力扶持和鼓励的。我曾给她购置许多今天她认为是“神为她早已预备”的历来基督教名著、如今很难买到的《圣经后典》等书籍音像。10多年宗教熏陶让她改变了病态性格，待人处事很宽容、大度和助人为乐，家庭生活更和谐更有意义。她不是党员，但一言一行很规范，远比一些披着党员外衣的人要高尚得多。我不为别的，就是主观为我的家庭和谐平安，客观为社会多一个有信仰行善的人——这就是宗教的魅力，这丝毫不影响我的理想追求，更与“敌对势力”风马牛不相及！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说白了，它不是宗教更不是任意梳理的实用说教，用一句朴素的白话形容就是“实现世界大同”。为了这个目标，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善良之人前腐后继鞠躬尽瘁为之奋斗，尽管方式方法各异但终极殊途同归，都是倾力去消灭阶级差别社会不公、实现人与人和谐平等的大同世界。而我们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教科书上解释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按需分配”）”，是“人的思想极大地提高、社会物质极大地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性质无二吧。
“物我同根，是非一体，根尘同源，缚脱无二”，“魔佛同体，善恶由心，心正成佛，心邪成魔”。是否行善是否心正，一个双重性格的人或组织，绝不是看他口头上纲领上高喊什么，而是看他实际行动在做什么。是善大于恶、佛大于魔、正大于邪，还是相反。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党员宗教信仰多寡优劣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那才是实实在在的鉴别东西呐！
                                          2013年8月6日中午
附录：越共：党员可以有宗教信仰
2013年06月14日 16:38:41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越南共产党提倡无神论，但并不排斥党员信教。越共党员可自由参加各种宗教活动，越南人在申请加入越共时无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党章》规定。越共也积极在宗教信徒和专职僧侣中发展党员。
图说：越南的高台教（资料图）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主要宗教既包含传入宗教，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等，还包括本土宗教，即和好教和高台教。其中，佛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最大，分别于公元 2世纪末和14世纪传入越南;和好教和高台教是在越南本土诞生的宗教，分别创立于 1920年代和1930年代。
　　有关数据显示，至2011年越南人口约为9000万。公开表明自己宗教信仰身份的人口约 2000万，其中，佛教徒约 1000万，天主教徒约 700万，其他教派信徒约300万。但这不是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有研究认为，越南 80%以上的人口都参加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持有某种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信仰。由于越南佛教徒信仰的是大乘(Mahayana)佛教，不要求教徒参加特定的宗教仪式，也没有像天主教那样具有严格等级的教会体系，因此，很难认定一个越南人是否为佛教徒。在宗教政策宽松的环境下，更多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环境严厉时期，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宗教属性的人较少，而在实际上并不影响他们保持佛教信仰。这就导致有关宗教信徒的统计在不同年份有较大的波动。大多数研究人员相信，越南的广义教徒占越南人口的3/4以上。
　　越南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沿革
　　1945—1975年南北统一前：积极的宗教政策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胡志明主席在当年 9月 3日的政府会议上指出，区分教民与非教民的政策是殖民者分化越南人民以便于其统治的政策，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要实行信仰自由，平等对待教民与非教民，把教民与非教民团结起来。
　　1946年11月9日公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宪法提出，政权属于全体人民，没有种族、性别、阶级、信仰和财产的区分;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的基本权利。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1945—1954)，越南共产党尽管信奉无神论，但仍尽力吸纳宗教人士进入他们的阵营。天主教徒只要加入反殖民阵营，就不是越南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盟者，是朋友。胡志明还参加了1945年的圣诞弥撒(ChristmasMass)，他的内阁成员中也吸收了天主教徒。
　　在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1961—1973)，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关于宗教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六项基本主张：尊重与保护宗教同胞的自由信仰权利，对各个宗教不予区别对待，真正实现宗教平等;各教派同胞能享受到越南公民的一切权力;在民族解放阵线之内，紧密团结各教派同胞，共同反抗民族的敌人，完成南方解放事业，给全民带来自由和幸福;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迫害宗教、歧视宗教、用宗教反宗教和利用宗教反对越南人民爱国斗争的政策;对各教派中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跟随敌人危害人民、危害宗教，而目前已知道悔过自新的人，实行宽大;对那些被美国及其走狗强迫迁入南方的各教派同胞予以帮助和照顾。
　　越南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都表达了对南方众多宗教教徒参加的反战争和人权运动的支持。这促成了1973年《巴黎协定》(ParisAgreements)的签署。《巴黎协定》第11条规定越南南方人民可以充分享受公民自由，无论在战争期间选择任何阵营和组织，都应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与歧视。
    1975—1986年统一后革新前：反宗教运动
　　当越共赢得战争并且统一越南之后，越南共产党转而开始镇压宗教，并将各宗教场所的土地、财产国有化。1976年，越南共产党开始实行“三重革命”政策，即生产关系的革命、科学技术的革命和意识形态及文化的革命。其中，意识形态及文化的革命涉及对文化的“净化”，包括对宗教的“净化”。
　　在这一时期，越南政府采取了严苛的宗教政策，佛教、天主教、和好教、高台教、基督教等宗教组织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镇压。1975—1977年间，政府破坏并征用了佛塔、佛像、办公室等宗教建筑;逮捕了许多僧侣并限制他们的自由;禁止信徒在乡村寺庙祭拜。
　　政府于1975年解散了和好教的管理委员会以及其教派，并宣布和好教是非法的宗教组织。高台教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政府逮捕了许多高台教的宗教领袖，并对其进行公开抨击。
　　在战争期间，佛教徒在反战、反殖民运动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当越共获得胜利后，过去许多佛教徒的贡献都被政府边缘化了。一些为崇尚和平而努力的佛教徒都被政府冠以“战争犯”的烙印。“联合佛教会”被取缔。1981年，政府建立了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越南佛教会(VietnamBuddhistChurch)，并规定越南佛教会是越南佛教唯一的官方代表，其他佛教组织以及教派都被强行归并入越南佛教会。
　　尽管天主教试图与新共产主义政权合作，但同样，一些天主教领袖也遭受到软禁或者逮捕的境遇。
　　1986年革新开放后：解冻和渐趋积极的宗教政策
　　自 1979年秋天起，越南逐渐开启改革进程。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实施革新开放政策(doimoi)。越南的革新开放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逐渐推行，宗教环境和宗教的政策也随之逐渐解冻和改变。越南的各种宗教活动开始复苏并逐渐增多。
　　越共宗教政策的分水岭是 1990年 10月16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新时期增强宗教实践》的第24号决议。决议宣布，“宗教是长期存在的事务，信仰和宗教是一部分人民的精神需要，宗教提倡的道德与新社会的建设有许多共同点”。这一决议从根本上改变了越共的宗教政策。1991年6月的越共七大政治报告在全面复述第24号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要克服对宗教信徒的狭隘态度、偏见和歧视，要禁止和制止破坏民族独立和团结的宗教活动，也要反对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任何侵犯，要反对对宗教信徒行使公民权利的阻碍”。1996年越共八大、2001年越共九大及其后的代表大会巩固和推进了积极的宗教政策。
　　 2000年，越共中央颁布了《新时期宗教工作问题》，对宗教集会、资金、慈善活动、对外交往、土地管理以及封职和培训等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
　　 随着越共的宗教观的改变，越南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日趋开放和规范，2005年，越南政府颁布第22号法令。该法令禁止强制公民脱离信仰，并详细阐述了尚未注册的宗教组织登记以及活动的规范。22号法令规定，原则上凡是国家许可的宗教教派均可申请开放、从事活动、修葺朝拜场所、培养宗教领袖以及获得出版文献的许可。此外，22号法令还制定了政府办理宗教申请事务的标准，量化了办理的时间，并要求对不被批准的宗教行为给出解释。
　　越共和越南政府宗教政策的改变使越南人民的宗教生活迅速恢复并得到了发展。越南党和政府在对待法律边缘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采取了灵活的政策，例如，越南佛教会依然是唯一的官方佛教组织，这就意味着联合佛教会仍旧是非法的佛教组织，不被政府认可。但是，越南政府并不严厉打击联合佛教会的活动，而是对它的存在和活动采取观察和默许的态度。联合佛教会与国际佛教信息局(Inter-nationalBuddhistInformationBureau)等海外佛教组织已经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并在巴黎建立了出版机构。政府还准许联合佛教会领袖ThichHuyenQuang于2004年会见了美国驻越南大使。
    越南与各种国际组织因宗教事务引发的对立状态大为缓解，与各种国际组织的关系得到很大的改善。2002年11月29日，越南政府前副总理武宽曾会晤当时的圣座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以及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外交部长托朗总主教。双方协商的焦点是主教的任命权。1999年越南政府颁布的第 26号法令规定，越南红衣主教、主教等天主教职位的任命都必须通过总理的认可。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形成主教任命的“越南模式”，即越南将主教候选人名单交由梵蒂冈，经圈选后，通过越南政府确认的主教由教皇宣布任命。2005年11月29日，梵蒂冈便以此模式，由枢机主教塞佩首次在河内圣若瑟主教教堂为8个北方教区的57名神父举行祝圣仪式。2006年5月，梵蒂冈又以此模式任命Fr.JosephChauNgocTri为新主教。2007年1月，越南总理晋勇赴梵蒂冈访问，并与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十六世会面。
　　 越南共产党内部的信教政策
　　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以后，越南共产党提倡无神论，但并不排斥党员信教。越南共产党员可以自由参加各种宗教活动，越南人在申请加入越共时无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党章》各项规定。越共也积极在宗教信徒、专职僧侣和教会人士中发展共产党员。
　　越南共产党容许党员信教的意识形态依据，根据越共第24号决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和胡志明思想的宗教观。越共认为，宗教提倡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具有部分的一致性。同时，越共容许党员信教还有现实的政治上的考虑，由于3/4以上的越南人是广义的宗教信徒，如果越共将这些人排除在外，等于将自己排除在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之外。容许党员信教实际上是为了加强越共的群众基础，巩固执政地位。
　　越南共产党并不是唯一容许党员信教的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在1991年后也容许党员信教。1991年古共四大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党章中关于“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党”的规定。古共四大召开前，在全党范围内，对列宁提出的“宗教是鸦片”的观点进行过多次讨论和研究，多数人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统治阶级把宗教当作统治、剥削、压迫的工具，教会和富人一起反对社会变革，所以革命者自然反对信教，对教会甚至对宗教进行严厉的批评，因此出现了“宗教是鸦片”的说法。但马克思的所有著作都没有不允许教徒参加革命的字句。卡斯特罗认为，不应否认基督教徒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一起改造世界。
天涯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 ... amp;PostID=52261166

还是大实话

看来我们村与世界接的轨还是没有修好啊。

自由

还是大实话 发表于 2014-7-13 02:21
看来我们村与世界接的轨还是没有修好啊。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自由

自由 发表于 2014-7-14 06:33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自由

还是大实话 发表于 2014-7-13 02:21
看来我们村与世界接的轨还是没有修好啊。

小磨墨儿

楼主根本不了解国情只会纸上谈兵。祸害完工人农民和学生，还要来祸害宗教？？现今党员有哪个是工人阶级？你可知道九大军机处的爹们有哪个是工农阶级？？？

自由

自由 发表于 2014-7-14 06:33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毛泽东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并给予鲁迅“三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



解放区的语文教材中大量增选鲁迅的“战斗杂文”，而国统区则禁止学生阅读鲁迅，禁止发行鲁迅的一切出版物。鲁迅成为共产党高擎的一面意识形态大旗！

自由

小磨墨儿 发表于 2014-7-14 07:26
楼主根本不了解国情只会纸上谈兵。祸害完工人农民和学生，还要来祸害宗教？？现今党员有哪个是工人阶级？你 ...

中学课本仍爱鲁迅

自由

小磨墨儿 发表于 2014-7-14 07:26
楼主根本不了解国情只会纸上谈兵。祸害完工人农民和学生，还要来祸害宗教？？现今党员有哪个是工人阶级？你 ...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还是大实话

自由 发表于 2014-7-14 07:58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你问问他如果允许党员信教，他是否加入？毛牧青对基督宗教持正面态度不乏赞美之词。

还是大实话

”这里的《宪法》是高于一切党纪国法的“国家根本大法”，它首先认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那问题来了，党员是不是公民？如果是，根据大法，公民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党员公民难道就不可以有宗教的信仰？岂不前后矛盾么？所以说，宗教自由不应受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而应由公民个人自由选择和自由决定。

还是大实话

1991年1月中组部就《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发出通知成了截然鲜明对比。《通知》指出：当前，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还是大实话

自由 发表于 2014-7-14 06:33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但对真正扬善抑恶的宗教，我是心存敬畏之心，对它的教义是持赞许态度。原因很简单，几千年了，在社会科技高度发达、人类生活大幅提高下，它仍有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正在队伍壮大，绝不是人类的头脑变傻了，而是懂得宗教在精神上的巨大作用。因此我那位当十几年前下岗后心态畸变的太太，当时皈依基督我是予以热烈掌声的，在精神上物质上鼎力扶持和鼓励的。我曾给她购置许多今天她认为是“神为她早已预备”的历来基督教名著、如今很难买到的《圣经后典》等书籍音像。10多年宗教熏陶让她改变了病态性格，待人处事很宽容、大度和助人为乐，家庭生活更和谐更有意义。她不是党员，但一言一行很规范，远比一些披着党员外衣的人要高尚得多。我不为别的，就是主观为我的家庭和谐平安，客观为社会多一个有信仰行善的人——这就是宗教的魅力，这丝毫不影响我的理想追求，更与“敌对势力”风马牛不相及！

还是大实话

毛牧青：有人说，“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我认为不太妥。信仰特指宗教范畴，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理想，绝不是宗教。把理想和宗教混为一谈，这本身就对理想的曲解。而且最重要的是：追求宗教信仰和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不矛盾，宗教的终极和我们理想的终极本质是一致的。

还是大实话

这样保险

还是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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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大媒体报道，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委近日通报的3名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1. 呼和浩特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薄连根，2.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武志忠，3. 呼伦贝尔市原副市长金昭）违纪违法案件中，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充满着贪婪无度、猖狂专横、信仰迷失等“毒素”。就以武志忠为例来说，他以家人的名义在国内拥有房产33处，在加拿大拥有房产1处，其中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商业住房29处，在清查财产时，仅房门钥匙就装了满满一提包。在其北京、呼和浩特的几处储藏室里，成捆的现钞、金条、银条、各种珍藏字画、手表等琳琅满目，数量高达2000多件。检察机关扣押其各类“财产”，以他的工资收入计算，挣到这笔钱需要300多年。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武志忠把住所内的一间房子专门装修成佛堂，架柜上供奉着近百座（幅）大大小小的佛龛、佛像、佛堂和佛画。他把念经拜佛当做每天的必修课，热衷于研究五行八卦，俨然一位风水先生，而就在这位貌似“虔诚有加”的佛教徒所供奉佛像的柜子下面，竟然摆放着近百张淫秽色情光盘。案件通报后，网友一片哗然的同时也充满了茫然的疑问：这位武主任到底信什么？——共产主义？金钱？权力？佛祖？色情？……

这些年来，像武志中这样在“虔诚信仰“的外表掩护下贪权、贪钱、贪色的官员可以说比比皆是，仅举几例——

作为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名省部级官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职时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他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时，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其中成都会展集团董事长邓鸿出资约300万元。为了成都一重大投资项目，在邓鸿的企业接连出现不利突发事件后，李春城还安排道士做法驱邪。

2013年6月被判处死缓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内装置“靠山石”风水阵。一些项目开工竣工，都会请“大师”择黄道吉日举行仪式。

堪称是中共建政以来军中最大贪腐案的解放军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笃信鬼神，为求神灵庇佑，不惜请来大师、仙姑卜卦算命，更在河南濮阳老家大兴土木，为其父建造豪华墓园；遭双规时，裤兜还暗藏小桃木，妄图以“桃”代“逃”；被免职后，还对某“大师”给他许诺过的“年关一过、立马复职”这样的鬼话深信不疑。

……

毋庸置疑，每当公布诸如上述高官贪腐细节时出现的“迷信”、“大师”、“风水”、“道场”、“算命”等字眼常常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身为共产党员的这些高官应该是地道的无神论者，为何又都那么迷信鬼神呢？其次，既然迷信鬼神，就应该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理，可为什么一个个又那么贪婪、邪恶呢？第三，他们曾求教和投靠过的那些所谓的“大师”、“道士”、“神长”等“宗教人士”是如何教导他们的？为什么没有从宗教教化的目的出发，及时提醒并制止他们的犯罪行为，反而让他们更加“信心百倍”地肆无忌惮呢？

如今，被曝光的武志中只不过又在”虔诚贪官“的队伍中多了一个名字。然而，其留给国人不得不深思的仍然是这样几个关于”信仰“的问题：这些人究竟有没有信仰？他们到底信什么？他们的信仰是宗教信仰还是邪教信仰？是谁又是什么在主导着他们的信仰？……

自由

还是大实话 发表于 2014-7-14 14:16
你问问他如果允许党员信教，他是否加入？毛牧青对基督宗教持正面态度不乏赞美之词。 ...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自由

自由 发表于 2014-7-15 20:58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虽然不信但加入也无所谓，呵呵。

还是大实话

自由 发表于 2014-7-15 20:58
毛牧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至今不信任何宗教。

证明他不信，瞧把你美的上蹿下跳，喝喝。
他现在不接受信仰，不等于你和他在世界的终结时你和他能够在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