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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神父 益世评论 一
我是带着“招打”的冒险心理来写这篇文章的，因为，许多“名人大家”均提出“基督信仰必须披上中国文化的外衣”才能在中国大肆传播，如果基督信仰不能以中国文化做其传播载体，那就会永远处在胶着状态，传教工作肯定无甚发展。当前教会中似乎许多人都在积极传递这种讯息：那就是基督信仰必须懂得中国文化，甚至必须懂得权贵文化，否则，真理根本在中国站不上台面。对于这种文化障碍上的担心，我曾经也深受其诱惑，原来我也认为，在中国教会中多些《天道古说》样的文字论述，基督信仰就会在中国春风化雨了。 但是，这几年的思考让我在思想上对此概念性的认识有一些转变，我现在觉得，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一直是服务于权贵阶层的，到现在仍然还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后面两纲在今天从意识上些许有些突破。在“君为臣纲”方面，虽然徒臂叫嚣表示不服的从不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观念仍禁锢着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无论哪个阶层，无论哪个水平，无论哪家宗教，全都拥有这种强烈的奴化思想。中国人在人格与思想上远远没有独立起来、站立起来。 如果我们翻开中国教会历史，多数学者，不论是教内的还是教外的，基本都把在唐太宗时代就从波斯传入中国的景教作为开教会历史先河者，这也许可以成为不必争论的事实。但是，就传教方式方法来说，到今天仍误导中国教会走所谓的“上层路线”的议论言论，却实在暗藏着太多的杀机。让我们平心静气、客观如实地翻看中国教会历史，看看所谓的走“上层路线”的例子，我们就不难发现，依赖的政权一旦毁灭，信仰仿佛亦就被连根拨除，再不见其踪影。大秦景教于“武宗灭佛”后开始一蹶不振，直到覆灭。元朝时方济会士蒙高维诺来华传教，同样像景教受到唐太宗礼遇那样受到元成宗高度礼遇，获准传教，但随着元王朝灭亡，盛极一时的天主教在这个陌生土地上又遭到灭亡，不复存在几百年。
我们从有些人说主张的信仰需要披带的“文化外衣”来看，不论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现于敦煌藏经洞的《三威蒙度赞》，还是元朝皇帝及皇后亲笔写给教宗的信函愉容来看，这“外衣”较今日的“条例”更得宗教信仰的真精义。但是结果依然是：政权亡，教随亡。或人会曰：元人毕竟迥于汉人，元人再学汉人文化，仍然只是元汉文化，天主教依托这种“元汉文化”是其教义不能深入、长久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追问的是：景教在唐朝依托的是正宗的汉人文化，且到了“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局面，缘何“武宗灭佛”，佛未灭，独景殒行？或人再曰：唐朝时景教所依托的实在是“佛道文化”，这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可以明显看出，佛、道已经深入中国文化骨髓，故教灭而再兴、僧亡而屡起。这样看来，天主教信仰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所差的力量就是进入骨髓了。果然如此吗？我们需要进入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明清时代来看看。
大明帝国奉行“闭关锁国”让人民自然生息、自娱自乐，仅在南隅开岛窗以便掌握外界。耶稣会传教时代，方济各沙勿略最先敲开中国大门。沙勿略虽在中国南岛逝世归天，但是他在死前曾伸手降福过这个虽然神秘但蒙天主宠爱的国家，因为过去以及将来有大批传教士洒热血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说沙勿略敲开中国大门，是站在中国得到福音光照的意义上说的。实际上，沙勿略神父到达上川岛只能算潜入，也就是今天说的“偷渡”。
真正称得上是敲开大明帝国大门的传教士应该是利玛窦神父。利玛窦神父进入南中国后开始推行真正意义上“上层传教”，之前唐朝景教和元朝天主教在传教方法上实在都不算走“上层路线”，他们只受到当时皇族政权礼遇而已，且随着政权的灭亡，信仰亦就衰亡了。但是，今天我们观看利玛窦神父开创的传教区局面，虽经过明清朝代政权更迭，经历雍正王朝的残酷禁教，遭遇耶稣会被解散的事业打击，又经过成百次大大小小教案，最后经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奇怪的是基督信仰星星之火却从此再没有熄灭过。
这难道是基督信仰已披上中国文化外衣之故？我想不是，因为，直到今天天主教会还被贴上“洋教”标签，直到今天一些腥腥之士仍然不断鼓吹基督信仰必须和中国做文化上的融合！所以，这“文化外衣”基督信仰显然尚未穿上，那么，是什么力量让明清季的教会历经劫难而没像在唐元之际那样灭亡呢？今天世界比较公认的一句话是：当希伯来文明遇到行渐衰落的希腊文化时便拯救了希腊文化，又孕同希腊文明一起建立兴起罗马文化直至整个欧洲世界的文明。那么，在利玛窦神父的“补儒，易儒，超儒”的文化传教进程中我们丝毫体会不到今天一些所谓的教会专家学者严重表现出来的文化奴性：仿佛基督信仰如果不能融合中国文化，耶稣基督的真理就不能为中国人民彰显似的（银色地平线兄弟在这点有过很好的讨论，请参考）。对于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长于明清季的教会得以生根直到今天，我想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这里暂表不提。
有趣的事实是，沪上有人在写给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的信中极力渲染强调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成功性：从1949年前的70万快速增长到7000万，也许更多。如果这些常主张“适应”、常强调“国情”、常在意“本土”的人接触过新教的牧师信徒，他们就会常听到这样的话：你们天主教有病啊！搞那些“融合文化”有个鬼用！有《圣经》还不够吗？在新教的理念里，上帝是超越文化范畴的，所以，对上帝的信仰自然是超越一切文化！
所以，现在是中国文化需要基督信仰的拯救，而不是基督信仰需要中国文化的提携。只不过，在当前执政党统治下的中国，我们面临的更严肃问题是：中国还有文化吗？（拜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文化……）
二 我是有这样一种忧虑：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基督信仰是否必须要让基督信仰先跨过中国文化这道门槛？虽然我在文章结尾道出：“中国还有文化吗？”的感慨，但是，不论承认与否，不论是死是活，强大的中国文化就在哪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无论谁从那堆已死去的文化中拉一半句“先哲名言”来救活自己无聊的浅薄都可以立即见效。
中国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去除虚伪、奸诈、功利，奴化、以及权谋心，它仍可以帮助人在生活伦理上纯朴真挚起来。“撵掉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张是把基督信仰亦当成虚无主义来接受的人才有的思想。“有容乃大”才是基督信仰的真正精神。但是，站在传统卫道士面前基督信仰真正遇到的问题是：基督信仰必须接受中国文化吗？那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停混乱自己，一心想建立本地神学体系的狂热者还是应该继续这种狂热吗？“基督”作为“信仰对象”是否必须把祂放在本土文化中去接受理解？这种文化亲切感真有利于真理毫无亏损地被中国人接受吗？ 这里我们必须确认的事实是耶稣会士范利安、罗明坚的传教方式在利玛窦神父身上得到最大的执行与发展。利玛窦神父既决意结交上层人士，他就用自己所掌握的奇方异器吸引这些士绅大宦。中国人自古来就喜欢以情趣心接物识人，加之利玛窦神父有超人的记忆力，又以一个西洋人在中国古文化中可与士大夫阶层对话，所以，他在形成的文化圈内就有了一定影响力，加之当时儒士名流嫉惮佛教兴盛，利神父和大和尚莲池「天佛二教辩论」即引来许多儒士围观。总之，这种文化传教的方式让天主教在明季的中国即有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教会三大柱石，奠定了中国教会的基础。利玛窦一心想进北京面见皇帝，在当时这是一伟大梦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成功进入北京，但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去逝为止，利神父亦未见着神宗皇帝的面。但明神宗确实知道利氏其人，且垂恩有加。故在利死后，赐利墓地葬身。利玛窦神父万历九年（1581年）至中国澳门，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去逝，凡三十九年。后来人议论最多的亦是他所开创的文化传教方法。
大凡今天谈「本地神学」建设的人所谈论依据的无非是利玛窦神父及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以及吴渔山神父留至今日的作品思想。而且这种风气一定是以谴责发生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是因外国传教士不懂中国文化、不肯容忍「尊孔祭祖」之礼俗而引起的遗憾浪潮。他们把清朝皇帝全面禁教的原因归在道明会不断引出的信仰文化挑衅上。但事实是这场教会内部的礼仪争辩道明会一直把它放在教会内部裁决，反而是一直相信走「上层路线」的耶稣会士把这场正常争辩引向政治朝廷裁判。走上层路线的人自然愿意依赖世俗权威。 利玛窦神父从来都具有「补儒、易儒、超儒」的伟大心灵，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但后来传教士在宫廷任职后，耳濡目染地对皇帝权威的崇敬逐渐高过了服从信仰的权威。而另一方面，道明会，方济会在中国民间直接接触的是老百姓，传教士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住他们的房，但宣讲传递的却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西班牙人能用基督信仰把整个菲律宾改变成亚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那么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民间所做的亦是这种移风改俗的工作，传教士自然知道如何用中国人的习惯来包装基督信仰，如罗马皇帝皈依天主教后罗马教会顺利地把罗马太阳神的节日改变为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同样，现在教中人逝世后的「做七」圣仪，明显缘自佛教、洐化民间。中国人相信「死者为大」，于是，传教士要求取消对亡者的烧纸、摆供、叩头之后，却把「做七」赋予上教会圣仪的新意保留下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说谁把信仰之根扎在中国人心里且直到今天未曾终断，那我一定要说是这批扎根在老百姓中间走底层路线把中国人变成「土鳖基督徒」的传教士们。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在中国管理传教的重担落在遣使会肩上，而遣使会所秉承的传教路线仍旧是走底层路线。有人认为康熙禁教令之后天主教在中国如唐时景教、元时天主教又一次断了香火，其实不然，按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之李文禄、李天一、张全、张化陇」记述，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宝坻县老家庄、朱家铺尚有李天一、张全者在家热心诵经祈祷，且集资出钱建设教堂一座。今引方豪述：
雍正二年（1724年）即开始禁教，宝坻县老家庄、朱家铺教友，至乾隆四十余年仍热试如昔，历时六十余年，父子相传。初则在家祈祷，继则出钱盖堂，完全自传，自理，自给，丝毫不赖外方，亦不需教士督促领导。即到京中向在朝廷供奉的西洋教士家人，索取「瞻礼单」，只因事涉历法，而瞻礼节日，又须阴阳历互推，教友实在无法自编自印；而其余经像乐器，仍由教友出钱购买，绝不存依赖性、岂不可嘉！？
由此可知清朝虽禁教严令，教士被逐，但除教士可以匿藏民间维护信仰外，另一主要原因是基督信仰已经在信徒心中扎根，故禁教虽已六十年，但信徒热诚如昔。如果说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传教士可以重新大批进入中国传教，那么从1782年间教友还可以自行热心神功如此之烈情况来看，我们相信到1840年传教士再进入中国时，民间私含基督信仰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处于天子脚下的宝坻尚可在禁教六十余年后教友私建教堂，何况天高皇帝远的南方沿海及其周遭呢！很明显基督信仰在民间的稳固是由传教士扎根民间底层教化而来的，相反那种在「文化对谈」风气造就出来的基督徒除明末几位大贤外，清朝却无一人。
自然，有人会说，一个徐光启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可抵三百个「土鳖基督徒」的影响力，甚至还不止！但是，上文提到的「土鳖基督徒」李天一、张全，其时均已是七旬老人，为私建教堂、聚众念经事，受杖百余，发配边陲，且永不得赎释。那么，信仰之力真关乎文化？没有文化，信仰真进不了人的生命？另外，传教士一进中国，自然生活习惯全中国化，和老百姓一样，如雷鸣远神父及后来许多主教神父把一生都耗在中国，他们甚至从模样上都被中国化了！但，这里要区分的是「中国化」和「中国文化」，传教士随环境地域被「中国化」了，但绝不是被「中国文化」了。本地神学的建立者一直强调的是「文化」，即基督信仰必须接受中国文化。这种中西体用论的角色互换其实是文化本位主义在某些人心中做祟。
「文化传教、上层路线」只是一种方法，但决不是的一种绝对的方法。而今天所谓的神学本地化运动一直拿利玛窦神父来做幌子，却丝毫不在意利玛窦神父在当时对中国文化所抱的亦不过是一种容忍态度而已。所以，今天国内的一些本地化神学建设者其实一直是在用传统文化来包装自己的「奴化角色」，却从根本上忘记了：圣神的风随意吹，基督信仰力量不是哪个国家的文化能够束缚住的！ （圣方济各沙勿略如果能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话，他所走的路线肯定和利玛窦不同，是平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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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7 10: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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