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诗人/刘幼民 于 2015-8-26 00:44 编辑
我的一位朋友，是位画家，常常去欧洲办画展，他说：那里的教堂雄伟，天主教神职人员文质彬彬，都是饱学之士，令人肃然起敬。
我笑了，对他说：中国的教堂被要求内敛，神职人员中不乏文盲与跟班。
中西有别，直至宗教事务亦然，算是常态，还是病态呢？具体到中国的天主教，大部分早被划入爱国会的辖区，通过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成为政府行政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单元。教皇本笃十六说：爱国会不合天主教教义，但是又没有办法不任命那些被参加或是自愿参加了爱国会的神职人员晋升为主教。梵蒂冈通过这种任命，释放了愿意与中国政府修好的良好意愿。但是却令中国的天主教徒疑惑：神职人员爱国会到底算是对，还是错呢？
天主教是世界性宗教，无论是从对文化、历史发挥影响的方面，还是从人员数量，教会规模方面来看，都堪称世界一流。而天主教的管理体制更是通过与教会、与教宗的共融，保证了信仰的一致，领导机构的统一。但是，教宗对主教的任免权作为一种横向权力，与国家对主教管理的纵向权力屡屡发生冲撞。在西方国家，这个矛盾解决的比较好，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对主教的宗教属性这一块的管理权最后还是交给梵蒂冈，对主教政治属性的管理权则是交给国家。主教必须效忠于国家和人民，政府如果对主教的政治忠诚有怀疑，也有权否决教宗的任用。但是在中国，宗教与意识形态连结，天主教的主教居然有了类似于政府官员的身份，于是主教任命权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国家主权实施的对象。在中国宗教能否去政治化是一个亟待思考的大问题。
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终于对外打开国门实行开放，对内终止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主导一切的局面，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而在此之先，梵蒂冈于1962年开始了寓意深远的梵二改革，首次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主流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精神纳入了天主教自身的信仰体系,让一向坚持唯我独“圣”性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积极反思自身在世俗世界之中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以及自身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意义与价值。反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少带来政治体制与政治理念方面的变化，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冷战思维”，致使中国政府常常花钱买罪受，花钱买骂名，花钱买社会的动荡分裂。
例如，近期在浙江发生的强拆教堂十字架事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不管浙江政府自己有多少理由，事实上强拆教堂十字架已经伤害了大量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破坏了国家形象，且其强拆教堂十字架的理由大多经不起推敲，给人一种把无知当有趣的感觉。可以想像，高大的哥特式教堂没有树立十字架，像不像一只公鸡被拔掉了羽毛在我们面前打鸣报时呢？多么的寒碜不协调。不要说基督教徒有意见，凡是懂得欣赏建筑艺术的人都会有意见，会反感政府的这种过于狭隘偏颇的做法。
中西有别，南橘北枳，如果出于自然，那当然无话可说，如果出于人为，出于政治需要，出于国家意志的强迫，其结果很可能阻止自己的进步，造成中国与世界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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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25 15: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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