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

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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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Y, CHINESE RITES

参阅： 412教会史 595传教神学 98本位化 69中国神学 598传播福音

(一)概念说明：

「论天主之名」和「祭祖敬孔」，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主题。这两项争论，是天主教教义和中国文化接触后所引发的。在华修会间的神学意见不同和采用传教路线的分歧、国际间利益的矛盾、传信部和护教权的争执、教权和政权之间的误解和冲突，是造成「中国礼仪之争」的主因。「中国礼仪之争」持续了百年。

康熙年间，教廷和清廷的两次通使，都是为处理「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两次通使，都没有成功。最后导致康熙和教廷的冲突，成为禁约、禁教和百年「教难」的导火线。

(二)历史背景：

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S.J.,1552-1610)两位耶稣会士抵达肇庆，采用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路线。他们对于天主教钦崇的至上神，拉丁文所用的Deus名称，除「天主」一词外，还采用我国经书上的「天」和「上帝」，并且认为：「天主」、「天」和「上帝」是同义的，三者都是可以通用的。

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逝世北京。利子的继任者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i, S.J., 1566/1559-1655)附和日本耶稣会士，依照理学家的意见来诠释「天」和「上帝」，认为：「天」是指苍苍之天，「上帝」并不足代表造物主宰。因此龙华民提出：采用拉丁文Deus，并主张音译为「陡斯」或「斗斯」，而且应停止使用「天」、「上帝」或「天主」。

「论天主之名」的问题，引发起剧烈的论辩。教宗克雷孟十一世(Clement XI, 1700-1721)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和康熙五十四年(1715)，谕令「天主」为天主教在华法定之名，不准采用「天」和「上帝」的名称。这「论天主之名」的争端，便获得弭止。

「祭祖」是在亡者前，或在亡者遗像前，或只写姓名的牌位前，奉献酒食，和焚香、鞠躬、跪拜或行其他社会敬礼。利玛窦认为：这仅是子孙对祖先感恩的孝爱之心的表示。同样地「敬孔」或「祀孔」，也仅是士子对先师孔子，表示尊敬之意。两者既然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礼俗，并不具有宗教意味，因此可以听让教友奉行。但是龙华民和某些耶稣会士，认为：「祭祖敬孔」免不掉迷信，也就是说，受佛、道两教的影响。为保持天主教教义和礼仪的纯洁，应当禁止。对这些问题就正、反两方面，写过不少文章。并于天启元年(1621)，和崇祯元年(1628)，先后分别在澳门和嘉定，举行过会议，但并没有获得内部的共识。大体说来：在华大部分耶稣会士，认为：「祭祖敬孔」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礼俗。问题便没有扩大下去。大家对外一致，仍旧任令教友，自由习行。

十七世纪的四十年代，道明会士和方济会士，九十年代，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分别相继来华传教。这些修会的大部分会士认为：「祭祖敬孔」属于宗教领域，事涉异端，应当禁行。

崇祯八年(1635)，在华道明会士，曾经透过马尼拉总主教，把「祭祖敬孔」的争端，向教宗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 1623-1644)提出，但是，不久又把诉讼自动撤回。

崇祯十六年(1643)，在华道明会士黎玉范(Juan B. Morales, O.P.,1597-1664)来到罗马，向教廷提出十七款事关中国礼仪的问题，其中八款有关「敬孔」，九款有关「祭祖」。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二日，教宗依诺森十世(Innocent X, 1644-1655)依照黎玉范所提出的十七款问题，钦准传信部，禁行中国「祭祖敬孔」的礼仪部令。

在华大部分耶稣会士认为：黎玉范的报告多与事实不符，于是委派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S.J., 1614-1661)为代表，提出认为纯属文化习俗的四项「祭祖敬孔」问题。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廿三日，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 1655-1667)依照卫匡国所提出的四项「祭祖敬孔」的问题，钦准圣礼部准行「祭祖敬孔」的中国礼仪部令。

康熙七年(1668)一月廿六日，因「历狱」而集中在广州的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传教士，曾经举行过四十天的传教会议。这次会议，议决案的第41条议定：今后在华传教士，应遵行亚利山大七世准行「祭祖敬孔」的谕令。

康熙三年(1664)，马尼拉的道明会士遣发包朗高(Juan Bolanco, O.P.)为代表，前往罗马询问教廷：教宗依诺森十世和亚历山大七世所钦定的两通部令，究竟是否都有法律实效。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十三日教宗克雷孟九世(Clement IX，1667-1669)声称：两者都有法律实效。两者应依具体情况，由传教士依照良心指示，自定取舍。

康熙八年(1669)十二月十九日，道明会士闵明我(D.Ferndez Navarette, O.P., 1618-1689)，潜离广州返欧，着书攻击「祭祖敬孔」的主张，引发欧洲反耶稣会者的共鸣。

南京教区代牧主教，国籍道明会士罗文藻(1615-1691)，曾对中国「祭祖敬孔」问题做过深入的探究。撰成具有学术价值的《论中国祭祖祀孔礼仪》论文，并于康熙廿五年(1686)八月十六日，将拉丁译文送呈传信部参考。至于实际上如何解决礼仪之争的问题，罗文藻认为：既然「双方的见解，都显出有可能性，没有一方面能够显然证明另一方面的错误，因此应当寻求共识，由地方基层以公议会的方式开始，将可行方案送呈教宗决定、实行。因此并非仅由罗马专家神长议决。后因罗文藻的逝世，这种解决方案，无人继续推动。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月二十日，罗文藻逝世的第二年，福建教区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珰(Charles Maigrot, M.E.P., 1652-1730)颁发七条禁行「祭祖敬孔」的牧函。并且把牧函副本分送教廷和巴黎大学Sorbonne神学院审查。

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三十日，北京耶稣会士采取相应的行动，把问题奏请康熙裁决。康熙览奏，同意耶稣会的看法，当日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

康熙四十年(1701)秋，耶稣会「祭祖敬孔」的意见书，和康熙的批示，送达教廷。没有获得教廷认同。于是康熙和教廷间的对立形成！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三十日，教宗克雷孟十一世谕令禁止采用「天」和「上帝」的称谓，和「祭祖敬孔」，并派遣多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宗主教，为特使来清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多罗抵北京，所负协商使命，没有成功。康熙四十七年(1707)一月十五日，多罗通使失败后于返欧途中，在南京公布教宗克雷孟十一世的禁令。康熙则采取驱逐反对「祭祖敬孔」传教士离华的对策，又命令同意「祭祖敬孔」者先经核领「票」后方可留华传教，并遣派艾逊爵(Joseph A. Provana, S.J., 1662-1720)等耶稣会士，赴教廷交涉。康熙四十九年(1710)六月八日，多罗于领受枢机爵位后不久，逝世澳门。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教宗克雷孟十一世在罗马公布1704年的禁约。翌年(1710)九月二十五日，重申多罗在华的禁令。又为解决「中国礼仪之争」，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十九日，更颁发《自登极之日(Ex illa die)》的通谕(清廷文献译为禁约)，重申前禁，并派遣嘉乐(Carlo A. Mezzabarba, 约1685-1741)宗主教为特使，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二十五日，抵达北京。翌年(1721)一月十八日，康熙阅毕嘉乐命人译就的教宗克来孟十一世《自登极之日》的禁约，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不久清廷开始禁教。历经雍、干、嘉、道四代迄南京条约(1842)方才结束的百年教难，不幸发生。

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三日嘉乐通使失败后离京；同年十一月四日，在澳门公布有关「祭祖敬孔」的八项准许。十二月九日，携带多罗枢机遗柩离澳门，返欧洲。

干隆(1736-1796)七年(1742)七月十一日，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 1740-1758)最后颁布《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通谕，重准教宗克雷孟十一世《自登极之日》的禁约内容，废除嘉乐特使的「八项准许」，严令传教士「宣誓」服从禁约，并禁止教内人士「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于是百年以上的「中国礼仪之争」到此方才结束。

1939年十二月八日，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于核准满州教区「祭祖敬孔」(1935)和宣称日本礼俗的政治性(1936)，并查明中国「祭祖敬孔」纯属文化性后，钦准传信部「公然声称(Plane compertum est)」的部令：撤销禁止「祭祖敬孔」和传教士「宣誓」服从禁约的规定。

(三)重要影响：

首先《自登极之日》和《自从上主圣意》两通禁约，维护了天主教教义和教礼的纯洁，摒除教友能误蹈异端的危机。

再者，「论天主之名」和「祭祖敬孔」之争，促成欧洲探究中国文化的热潮。十七、十八两世纪就有二百六十二部专着出版，推动了汉学的西传！

复次，教廷禁止「祭祖敬孔」，使教外的国人，误认：教友是「非我族类」和「忘本」的「洋教」信徒。失掉天主教在华传播福音的良好开始。

此外，「中国礼仪之争」导致禁约、禁教和教难，以及西洋教士的离华，连带地致使西学「东渐」的终止，使中国三百年前，失去科学化的良机。

最后，礼仪之争促使宋明理学「西传」，对于欧洲某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提供某些「反神学」、「反耶稣会」的错误理论基础，成为「唯理」主义和「启明」运动的一个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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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息所

其实宗教给人一种信仰，人的精神支柱，则必须融入人的心里，使人信服，其间到底发生多少事则不可言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