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带铅笔眼镜火柴者一律戮杀

牛有财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学校都是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妇女放足、禁烟也是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促成的。传教士们还在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赈灾和其他慈善工作。

可这些抱着一颗对中国人的爱心来帮助中国人的人，却遭到了这些愚昧野蛮的人的残酷杀害。

更可悲可耻的是到现在居然还人为这种暴行叫好。

牛有财

英国浸信会在山西寿阳也有个布道团，主持人是Thomas Wellesley Pigotts，在寿阳办有诊所、药房和学校。因有学校，所以在汾阳的传教士Atwater的两个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女孩也寄住在Pigotts家。情势危殆时，他们便来到太原以策安全，不料一到太原便被下到狱中。

      毓贤又把从寿阳来太原避难的男女和小孩全杀死在一广场中。这天在太原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个小孩。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此外在太原也杀了些中国的信徒约五十人。

    在寿阳的义和团，在七月三日一天内便杀了71个中国基督徒，其中有小孩11人，被杀18个女信徒中有一人遭到活埋。可谓惨绝人寰了。

牛有财

话说1900年：山西大屠杀
本文选自王泽民著《义和团和清廷的大屠杀》一文，原载于《文宣》第167期（2003年9-10月）http://ctestimony.org/2003/20031009.htm

义和团对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信徒的杀戮主要在北京和直隶，其次便是在山西。而在山西的杀戮又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的。庚子年山西的巡抚是汉裔旗人毓贤，他本是义和团起事以后的山东巡抚，他生性残酷嗜杀，曾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是极端痛恨洋人和教民的。接任他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山东的作风，却和他正好相反。毓贤在山西的屠杀可简述如次：

在太原的屠杀

     在太原的外国基督教会是英国的浸信会。他们在太原城内东南部办有医院，诊病施药，并且由外国募款救济山西的旱灾。庚子年的七月初，义和团开始焚烧他们的住所、抢劫，作人身攻击，并把住在教会的一个女孩子烧死。浸信会的主持人George Farthing向毓贤求助，毓贤命令他们全搬进竹条巷的一座大院内以便保护。意大利天主教在当时太原北城门附近设有办事处，有主教，修士和修女多人，也奉命搬来此一大院。

     七月九日毓贤穿着官服前来巡视，当场下令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五花大绑，送到此大院附近的一处广场，这广场就在毓贤的巡抚衙门附近，惨无人性的屠杀就在此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斩首。他们先剥光每一个人的上衣，先杀男、后杀妇女及儿童。先杀基督教的人，次杀天主教的人，最后被杀的是George Farthing牧师（见上图）。

     在杀白须盈尺的天主教老主教时，主教质问毓贤为何乱杀无辜，毓贤立即抽出佩刀，臂头挥去，老主教立即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毓贤亲自橾刀杀老主教的记述，唐德刚的书和从欧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档案馆取得的资料中全都提及，应无可疑。

牛有财

在太谷的屠杀

     欧伯林大学毕业生在太谷的传教事业有两处小据点，一在南门外，一在城内。庚子年在情势紧张时，他们全都搬到城内。七月卅一日晨忽有义和团及暴民混杂的大群人来到，着手放火，见有两名中国教徒，便立即杀死。美籍人士知道大祸临头，便用梯子越墙逃入邻家一空屋内躲藏，但很快便被寻获而杀害。

    此时在太谷的中国基督徒约一百人，但在官方威吓诱骗下，约有三十多人悔教，而悔教者中亦有后来惨遭毒手者，许多基督徒逃到山区去避难。

    有少数中国基督徒在被杀害前表现得对宗教信仰十分坚定，拒绝悔教，甚至要求速死。例如有一位姓刘的教会执事被官家叫到县衙门，被告知若不悔改便要被杀，但他拒绝了。

牛有财

暴徒去美国教士住宅地烧房屋时，一位中国教徒吴安圆（译音）者对暴徒说：“弟兄，让我上天堂吧！”语毕即遭毒手。有一姓王的女信徒，在义和团分子向其下毒手前对暴徒说：“请你等一等”，便去洗脸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对暴徒说：“我不悔教，你想怎样就怎样吧！”话毕便遭杀害，她的幼子亦遭毒手。

     在太谷亦有其他国家人士被杀害。数年前笔者在《大使命》双月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当年长期在母校任校医的温大夫的妻子、校友温绍杰、温绍伦等人的令慈，便是庚子年拳乱时殉教者的遗女。

牛有财

拳乱时，欧柏林在太谷的传教士主要人物是Dwight Howard C1app。他们在生命危殆时的表现，全都非常坚定，不后悔他们来华宣教的初衷。可从当时他们写给在美国亲友的信和遗留下的日记中看到。本来他们也备有少量自卫用的枪，至少可以杀死数名拳众，但他们并未使用，却勇敢就义。

     Cl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写给在美亲友信上的一句话“The blood of the martyrs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鲜血是真理的种子）表达了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念。欧柏林大学为了纪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园中的广场建了一座拱型纪念碑，上面就刻着这句遗言，抚今思昔，令人感动深思。

牛有财

原来在太谷义诊施药的美国医生Dr.Atwood（曾替少年时代的孔祥熙治愈眼疾），正好在义和团闹事前回美国探亲，因之得免遭毒手。他于庚子次年重返太谷，安排了把十六位西国死难者和十五位中国信徒的遗体，安葬在太谷城东门外的一座花园内，并立碑以记其事。这花园算是清政府给西国死难者遗属的赔偿物，后来成了母校的校址，即现山西农业大学校址。

    在卅一殉难者安葬礼上，太谷知县也来参加。笔者在上初中时，瞻仰过校园中这小片幽静肃穆之处。庚子年在太谷死难的中外基督徒共81人，许多人的遗体己无法寻获。欧柏林大学在太谷的校友殉教者有六人，他们是：Dwight Howard C1app，Mary Jane C1app，Susan Rowena Bird，Mary Louise Partridge，George Louis Williams，Francis Ward Davis．共二男四女。

牛有财

兵在汾州府（汾阳）的屠杀

    欧柏林大学的校友在山西汾州府有传教的事工。庚子年七月，汾阳知事在城外一个村庄，率领巡丁逮捕天主教徒时受伤死亡，山西巡抚毓贤立即派一亲信接任。此新知事和毓贤一样十分痛恨洋人。他于七月二十九日公开宣布杀尽洋人。同时知府却谎称要把西教士及其家属，全部送往沿海省份。

    欧柏林大学校友及其家属，于庚子八月十四日晨，分乘两辆骡车朝汾河的方向进发，县知事还发动了城内居民上万人夹道欢送。骡车行至城外二里处的一个村庄时，押送的士兵便伸手要钱，否则便予以杀害，教士们乃尽其所有给了士兵。士兵得钱后，有的抢走车上的行李，有的立即着手屠杀，并弃尸道旁，后来山村的人把尸体掷到一个深坑中，足见汾阳的屠杀是有预谋和计划的。太谷的刽子手以义和团和暴民为主，但汾州府的屠杀却是清兵的所为。

汾阳西国殉道者的名单如下：

    Ernest Richard Atwater，B1izabath Graham Atwater，及他们的两个分别为十一岁和八岁女孩，本在寿阳教会学校念书，也于七月九日在太原被杀。

Clharks Westey Price，Eva Jane Price和他们的女孩Plorence Price。

    Miss Annie E1dred，Aton Lundgren，Eva Lundgren。尚有骡车车夫二人和华籍教友张、田两位亦遭毒手。

牛有财

义和团的传单抄本即可证明他们的造谣与目标所指。下面的这个传单声称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俱是乱伦所生，并以蓝眼睛为证；灭洋的方法除了练拳外，就是拆铁路，拔电线杆。

其一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

牛有财

清政府在6月13日作出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决定：认可义和团的合法性，准许他们进入北京。 于是，义和团十万人涌入北京。关于他们在北京的作爲，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在他的著作《晚清七十年》（在出版后被禁）中把义和团比作文化大革命时期打、砸、抢的红卫兵，而且认爲，义和团的作爲比红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和团在北京大开杀戒，他们不仅要杀尽洋人，还要杀掉替洋人说话的中国人，包括光绪皇帝与搞洋务的李鸿章等人。他们设坛长街，乘间闹事，十万人一呼百应，兽性大发地烧杀奸掳，使北京城内秩序大乱。

　 6月13日，有义和团民进入内城，“见人即杀，亦不分辨，既受洋人枪弹，遂向北而奔，见有礼拜堂即放火烧之。”“见火起之处，即知彼拳匪所到之处。”如此乱烧一气，必然延及民房，义和团民依恃神术，专烧洋房的承诺少有实现，相反是一烧即一片，史料中相关记载比比皆是。比如“火势愈烧愈广，似内城之半均已被烧者，北京全城之人皆于睡梦中惊醒，人呼犬吠，嘈杂一片”。“火起于外城极繁盛之区延烧极快……彼拳匪或自惊其所做之事，现已退后，以尽彼不幸之人民抗此灾难乎。”

牛有财

　义和团在北京是逢“洋”必烧。6月16日，他们在大栅栏焚烧了“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殃及前后左右民居及商铺，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钜商大铺（一说四千家）焚成废墟，正阳门楼（即前门）也被烧塌。北京的二十四家铸银炉厂全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被迫停业，通货无法流通，市场交易全部停止。一夜之间，北京城秩序失控。

　　义和团在北京屠杀基督教民的手段更加残忍。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就是他们集体杀教民的屠宰场，一杀就是千人左右，但见人头滚滚、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见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50页)。义和团的目的是要将教民斩尽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大教堂去依附洋人。把教民杀得差不多了，杀癮正旺的义和团便将注意力投向了他们的私仇，进一步滥杀无辜了。他们恨白莲教，于是，与他们有过节的市民便被戴上“白莲教”的帽子遭到杀害。当时，被义和团趁火打劫烧死杀死者，军团内斗而曝尸街头者，不计其数。再加上炎热的天气，使尸腐臭气熏天，全城鬼哭神嚎。
　1900年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妇女、儿童也在所难免，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而妇女们在被杀害之前还要被**，受害人数无法统计。

    义和团的拳民们在洗劫了北京商人店铺之后，就摆出了生意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赃物拿到那里公开拍卖。部分清廷官员也不能幸免。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的深院大宅也被劫一空，徐桐还被拖出去公审。这位八十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在地上哀求，才幸免被殴辱。7月初，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十三口，竟因为与义和团有仇，全部被杀害。庆恒是二品高官，他的被害，连满族王爷们也不敢深究。最后，以庆恒是死于“僞义和团”之手而销案。

牛有财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1900年在法国出版的杂志Le Petit Journal 的封面，绘着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eler 在北京被清兵杀害的场面。

牛有财

1900年6月23号，清朝甘军首领伊斯兰教徒董福祥的部队与义和团合伙在翰林院点燃了火，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洋人真是低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也低估了这种仇恨被利用和煽动之后所爆发的野蛮程度。他们绝没料到，中国人为了攻打使馆竟会焚烧他们自己的书院圣堂翰林院。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Peter　Ｆleming，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The　Siegeat　Peking）一书中说：“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引者）。

     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他们错了。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学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引自The　Boxer Rebellion，p139）

牛有财

义和团的另一个创举就是分头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图5、6）。 6月14日，疯狂的义和团拳民包围了外国公使馆区，与使馆区内警卫力量发生了冲突。在美国公使馆内有70名美国公民（其中51名是妇女和儿童）。使馆内警卫虽少，但因为有火器，所以，进攻的拳民死伤惨重，当天约有一百名拳民被击毙。 清军在暗中参与并协同义和团的进攻。这时，当美国公使康格派手下切希尔Cheshire冒险来到总理外国事务衙门希望设法沟通清政府时，才发现那里大门紧锁，空无一人。5天以后，德国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坚持要面见总理衙门官员，希望清廷出面相救。然而，在途中，他在自己乘坐的豪华大轿上被清军杀害

我心飞翔

义和团的暴行是有目共睹的，最后遭天谴。日本不反省过去的罪恶，也一样会遭天谴。还有网友为日本鸣不平，真是大笑话。

牛有财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义和团则是将这种冲突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刘幼民

义和团的暴行是有目共睹的，最后遭天谴。日本不反省过去的罪恶，也一样会遭天谴。还有网友为日本鸣不平，真 ...
我心飞翔 发表于 2010-7-25 21:33

    义和团是盲目排外，十字军是盲目入侵，鸦片战争是盲目贩毒。人类的行为都很盲目，只有天主的安排是有意的。

牛有财

一个英国观察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
原文：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10_694015_278427_skin1.html

    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的笔名。他1877年生于中国宁波，其父亲辛盛久任中国海关要职。辛普森少时曾赴瑞士留学，返华后继承父业，在海关做了录事司，专事文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浯、德语和汉语，这给他审时度势、获取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使馆被围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据其亲历见闻，逐月或逐日记载了他眼中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为，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据时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观察家莫里循宣称，仅他私人所藏，“记载此事者，即有43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而普特南的这一本则不然，“此亲历目击之人本事直书，无所隐讳”，“虽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但“均系真实之事，较之臆度及欺瞒者自有不同，后之作史者可以参考而改正其错误”。[2]本文试图通过该书，从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简单认知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普特南的这本书，“上卷述事前惊恐之情”，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义和团，“中卷述围中攻守之事”，只用了寥寥数笔简单勾勒了义和团之情形，“下卷述联军骚扰之状”，则略微提到了剿杀义和团之情状。尽管该书对义和团的直接介绍其实着力无多，但有几处却极为关键，似可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义和团如何失败的视角。以往说到义和团的失败，往往简单地归结为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此说尽管不无道理，而且在许多史料包括普特南的这本书中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但也略显笼统与武断。这个联合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经历了哪些步骤，是中外联合还是各有所为而仅是客观上不约而同，也还值得进一步探索。笔者无意也无力在一篇短文里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是希望从普特南的观察里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以俟更多的学者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利用和控制，并使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又成为义和团失败的起点。窃以为姑且不论义和团是否有奉旨灭洋阶段，但奉旨与否决不是义和团失败的真正根源。

    义和团兴起之初，就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失败的坟墓。其组织的分散与混乱，其思想的愚昧与迷信，其“装备”的落后与虚幻以及因其日益败坏的纪律而渐失人心，无不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这几个因素盘根错节，交相为用，是构成义和团特点密不可分的几个支点。普特南以其亲身的体验和观察，对其也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认识。

原文：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10_694015_278427_skin1.html

牛有财

一、华北的消灾避邪民俗


    消灾避邪是华北信仰民俗中的主要目的。乡土民众信仰的神灵大致可分为“神”、“佛”、“仙”、“鬼”、“魔”、“煞”，一般说来，后三者往往与“不祥”、“灾难”相关联。鬼神崇拜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幸福安乐是神明所赐，而灾祸不祥则为鬼魂所降。尤其是凶死的鬼魂得不归宿和安宁，就会到处游荡，作崇于人间，或传播瘟疫，或兴风作浪，或鬼火淫雨，或怪风洪水等等。这种观念深深地札根于民间，形成了各种避鬼消灾的风俗。如家有外出受惊吓而神志不清的病人，家中长者便夹衣抱鸡手挥草人火把，口念“雷神爷爷行法事，渴神饿鬼快回去”。

   ①把鬼魂看作是灾病的附带者。在乡间普遍形成了畏鬼的观念，对鬼魂“不敢偷相欺狂，怵以鬼神则悚仄不宁”。
    ②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宁就得想办法让鬼魂安宁，于是对亡灵进行崇拜、祭奠；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触怒鬼魂神灵，形成禁忌；进而以心目中的神圣物来防止或避免鬼魂的侵害；最后引入厌胜的观念，延请法力无比的神灵、道仙、巫婆神汉来制服鬼魂以达消灾的目的。
    ③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妇女忌针黹，恐刺龙眼”，

    ④怕刺伤龙眼导致自己眼瞎。这些都是以鬼神信仰为基础，通过联想而形成的心理现象，从而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牛有财

二、义和拳民排洋灭洋的民俗基础

    义和团运动初起于鲁西北，奔泻于华北平原，其主要成员大都来自华北各地区，而这一地区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冲击较晚（但十分强烈），原有文化氛围未遭较大破坏（但也引起了文化失衡现象），因此，人们熟悉的民俗信仰观念，一直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精神源泉。西方文明对华北地区的侵入大约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此后20年间以及其迅猛的速度，在商品倾销和文化渗透方面深入到了华北地区的穷乡僻壤，人们不禁会思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索并不是从文明与先进的比较中出发的，而是沿着民俗信仰中所表现出的惯常思维方式而展开。

19世纪末期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持续高涨的禁洋、排洋和灭洋浪潮。拳民们“不但嫉视外人，抑且禁用洋货，甚至迁怒于西人所修之电线，所筑之铁路及所居之房屋等”，①因此，“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②不穿洋布，不用洋火、洋物，“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③“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