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中国文化的危机

一年级学生

危机本有「危险」与「机会」双重含意，它可以产生消极的效果，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当我们能发挥优点，改正缺点的时候，我们把握的是「机会」；当我们过份陶醉于自己的优点，而拒绝承认自己的缺点时，这些优点总有一天会被坐大起来的缺点所掩盖，这便是「危险」。

作者：徐锦尧


1.没有民主与科学

中国文化在政治上的主流，本质上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权力架构，一种「上使下」的单行制度。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是以伦常秩序为主，最重要的就是名分、统序和服从，这是主流，其余都属次要。在这种讲究上下尊卑的社会中，又怎会有由下而上的民主呢？

中国在改朝换代中，往往有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形势出现，但在天下大定之后，胜利者还是要做他的「皇帝」，革命的果实并不属于人民。中国的老百姓从没有想过，这个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本便不属于任何一个姓什么的皇帝的！

其实，人民是民主的基础，人民不去争取民主，也就不会有民主。中国没有民主，固然是因为有人抓着权力不放，但亦是因为人民没有争取权力的意识和意愿所致。中国人对政治的冷感，不仅以前如此，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不肯接受政治权力，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管理自己。

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层次，中国人的家庭很少「以子女为中心」，中国人的学校也很少「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便不易产生「主体意识」；而人民的主体意识正是民主的重要基础。
中国也没有系统性的自然科学，这完全不代表中国人的才智比西方人低。事实上，中国有过不少伟大的发明，也有过像张衡那样的天才科学家；但中国却没有「系统的」科学。中国只有占星术而没有天文学；只有练丹术而没有化学；中国人对人有极深的了解，却没有发展成为人类学或心理学；对大自然观察入微，却没有发展成为生物学、地理学或地质学；中国人发明了风筝，却悟不出制造飞机的原理。我相信正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缺少了发展科学的关键因素，才导致中国不能产生有系统的科学。

2.不注重抽象概念和思想系统

中国人并不习惯由具体的事物或由可见的现象中，先用抽象的方法去求出共相，抓紧特质，或明白概念，再进行系统的反省。希腊的哲人却会抓着一个概念牢牢不放。例如当他们谈到「圣」或「自由」时，他们会坚持要先弄清「圣」或「自由」的概念，即它们的内容、意义和范围。换句话说，他们一定要先给一个名词下一个清楚的定义，界定其内涵和范围。张君励在他的「明日之中国文化」中，认为「概念是学术的单位」，没有概念就没有系统的学术。他说：「既有概念，而后一种学术乃有单位；推而广之，乃成为命题；再推而广之，便成为学问系统或思想系统。」中国就是缺少这一套！

中国人并非一个智慧不足的民族，不过中国人却从很早的时候，便已选择了走「情」和「伦理」的路，而不走「知」或纯理性的路。中国文化一般重善不重真，求生活的合理而不求思想的确实；学要致「用」，文要载「道」，行有余力，才去学文。这都是有价值的，但却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中国人重视实践价值（指向道德和生活），而忽略西方人所重视的观见价值（即纯粹思维活动本身的追求）。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可用左传的三不朽为代表：「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和功固然都是「惠及百姓」的善举；所谓言，也是指「载道」的言，是关于人生的教训，即孟子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言」。但希腊人却重视智的活动，希腊的「哲学」这个字，本身的意义就是「爱智」（Philo-sophia）。亚里斯多德认为「至善」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对真理的追寻；至善的生活，是无所为而为的观赏真理的生活。这与大学所说的「止于至善」，即「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的伦理思想，有很大的分别。

中国没有科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精神，没有彻底求真的执着。我们今天必须以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真理高于一切的态度，去补充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我们的求真精神只怕不足，不怕太过。希脑哲学家喜欢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很值得我们这些以尊师重道为主的中国人好好地去学习。

3.没有次级团体

中国没有民主，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文化并不强调次级团体和个人权利。而次级团体和个人权利，是产生民主的重要条件。

中国人近则讲身家，远则讲天下，并无（或很少有）中间性团体。本来墨子曾经建立墨者团体，但并不持久；自此以后，中国人唯一能经验到的团体生活便只有以血缘而组合的家庭了。家庭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每人只应善尽自己的责任，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便是。至于权利，则只能期待对方的给予；对方不给，也没有什么办法。此外，家庭只有尊卑，而没有平等；只讲礼俗传统，而没有法律；讲私情而不讲公益。这一切都不利于发展民主的制度。

次级团体和家庭完全不同。它们有特殊的目的，人人在这团体中都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各分子基本上平等相待，大家都要各尽所能，去维系和发展这团体。在这样的一个为共同目的而凝聚的团体中，很自然地会发展出下列四种特牲：一、公共观念；二、纪律习惯；三、组织能力；四、法治精神。这四点都是一个团体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民主的基础，却刚好又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

4.没有组织完备的宗教团体

西方的次级团体，除了晚近的工会等组织之外，还有二千年来组织完备的宗教团体，那便是基督的教会（包括天主教或其它基督教的各宗派）。基督教会有利于民主制度发展的教义或传统至少有下列几项：

甲、 主张在天父面前人人平等，为民主奠下最重要的根基。

乙、 基督的博爱观念打破了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家庭那种对内厚而对外薄的集体自私；使民主政体能脱离家族利益的控制。

丙、 对神的忠贞，容易养成个人的洁身自爱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天主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鉴临的信念，亦使人能不敢自欺，和更自觉于培养及保持人格的完整。这些都是民主人必先具备的道德条件。

丁、 教会经常能以超国家和超世俗的身份，成为国家、王侯、贵族等集团的监察者和仲裁者，间接发展了日后民主制度中的「制衡」关系。

戊、 教会每周必有的肃穆崇拜，秩序井然的礼仪，在讲道中有关伦理生活的提示，及由教会组织的各种济贫或服务大众的活动等等，刚好都有培养民主社会中公民意识的副作用，使信徒习惯于尊重公共典礼、谨守公共秩序，养成遵守法律（教规）的习惯，和对大众的利益有基本的关怀。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经年累月、世世代代地每星期都发生的事。教会于是无形中成为一间超国家性（即笼罩整个欧洲）的公民意识训练学校。欧洲能产生民主体制，教会可说一极重要的催生者。中国刚好又是没有这样的宗教团体。

5.不讲个人权利

中国文化不能产生民主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不讲个人权利，不重视保障人权。许多人到现在还把个人主义误认为是自我主义，并把争取个人权利当作是权夺利。其实这是很严重的误解。

中国从前不重视人权，也不谈个人的权利。例如在家中，只有父权、夫权，而没有子女权或妻权；衙门的法律，也不太尊重个人的权利。事实上，中国的法律只重「犯罪法」，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法律会受什么处罚。中国从前的「律师」，并无社会地位，个人的权利，也就难于有人为他伸诉。

数千年的中国伦理传统和政治实践，只关心谁掌权这问题，却从未想过应如何去限制权力，以保障个人的权利。民主的特色则是要制造权力的互相制衡，以求权力能合理运用；并设法保障每一个个人的权利，以求全体的相安。在一个权力绝对一面倒——而其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又赞成一面倒——同时个体又不能浮现出来的社会中，民主又怎可以发生呢？

个体在中国文化中不能浮现出来，也大大地影响中国在文化、经济、科学及各方面的发展。「国以民为本」，真正的意义是必须彻底地解放每一个人的自发性、创作性和生产力。而尊重个人，让每人能自由去选择自我发展的途径等，正是刺激人的自发性，和提高人的创造力的最佳办法。有了这样完整而独立的个人做基础，才可聚而成为一个活泼而生机蓬勃的国家。

6.不落实

中国古哲人的思想有很强的跳跃性，而不是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的；这亦使人对中国思想家的主张有很强的不落实的感觉。举例来说，中国文化很强调「内圣」与「外王」的联系，认为只要达到内圣就一定可以做到外王。但内圣是道德问题，外王是政治问题。是否有道德的贤人便一定能够成为有效率的政治家？按我们今天的政治常识来判断，我们恐怕看不出内圣与外王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墨子闲诂的耕柱篇中，有一段对儒家的不落实批评得恰到好处的文字：「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这段说话，可算道尽了中国大部分思想家在理论上的「跳跃性」和不落实的毛病。中国哲人可以在几百个字，甚至几十个字内，说出了整个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但对于「怎样做？」却是语焉不详。

7.道德太靠自律

中国文化受儒家影响极大，而儒家对人、对世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乐观的，他们认为人性有很大向上提升的能力。他们的性善主张，使得他们难于警觉到人性的幽暗面和人性的严重堕落倾向，他们在政治上对权力的主张便显然与这看法有关。尽管儒家深信道德实践的困难，但最后仍认为一定有一些人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而成圣成贤（内圣），而圣贤一旦出现，便应把权力交给他掌握，让他们做统治者（外王）。儒家总想不到「权力趋于腐朽；而绝对的权力，将绝对腐朽」，这个定律。

在一个只讲伦理而不讲「制衡」的社会中，皇帝的行为要靠自律，父母的权威也同样要靠自律，甚至一切义务的实施亦无不是要靠自律。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唯一能要求的，是自己尽义务，而不能要求对方给予我们应得的权利。因此，如果人人都自律的话，当然就是天下太平了；但若果不幸而有些人不能自律，尤其是若当权者不能自律时，便麻烦得很了。法制并非万能，但法制刚好可以补充人性自律的不足，而中国文化却很少能深入探讨如何以法制去规范人的问题，因为中国人太相信人性的道德根柢了。

8.缺少专一而有力的宗教信仰

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曾提到甘肃省内汉人与回人在道德水准上的差距。他指出甘肃省的回人都不吸鸦片，而且在生活上有许多良好的习惯；而该省的汉人则以吸鸦片的居多，而且懒散、穷困，并有许多其它缺点。造成甘肃省的汉人与回人的不同，梁氏认为是由于宗教的关系，他说：「其故，就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为准于教规，受教会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号称尊奉孔圣，却没有宗教规条及教会组织；就在任听自便之中，而许多人堕落了。」梁氏的话未必十分准确，但却也值得排斥宗教者去深思。

9.重男轻女的倾向

重男轻女，本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中，却似乎特别严重。在旧社会中，子从父命，到头来总有轮到自己做父亲的一天；但女从男命，却几乎是终身的，这便是女子要守的所谓「幼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的「三从」。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还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要讲贞节，丈夫死了最好不要再嫁；男子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中国从前有不少情况可以休妻，连不能生子女，或不能讨得翁姑的欢喜，也可以成为妻子被休的理由；却很少听到有「休夫」的！今日又如何呢？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仍然牢牢地抓住不少中国人的思想。男子代表香灯、后代和一个家族的命脉，女子却没有这样的地位和福气。中国人认为女子始终是「外人」，所以家庭计划指导会所遇的困难经常是：中国人在有了几个女儿之后，总是还要「追」一个男的。在这种迷信男性的社会中，采取「一胎化」政策的中国，便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不少家庭都无法接纳只有一个女儿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