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对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

一年级学生

伟大的传教士暨科学家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
罗马
宗座额我略大学
2001年10月24－25日
额我略大学的校长诵读教宗致词  

1．可敬的女士先生们，我十分高兴，在这为纪念伟大的意大利传教士、人文学家、科学家、杰出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四百周年而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上，向你们讲话。我特别向发起并筹备这次会议的宗座额我略大学校长及义中协会负责人致意。我竭诚欢迎出席会议的学者们，尤其是来自利玛窦神父第二祖国、中国的学者们。

我知道，这次罗马的会议，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14－17日）有若干联系。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相遇和对话」，主要关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同时注意到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2．
今天的会晤，把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带到北京，这个现代中国的伟大首都、利玛窦时代的王朝京师。经过二十一年苦心孤诣钻研中国语言、历史、文化之后，利玛窦神父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这座皇帝所在的京城。他在此备受礼遇，知识份子、达官显要和渴望向他学习他所擅长的科技新知的人都相继拜访他。这样，他在北京度过他的余年，1610年5月11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其间在中国将近有二十八年。记得：当利玛窦神父刚到北京时，曾向万历皇帝呈上奏章，说自己是出家修道的人，不求朝廷任何特殊待遇，只希望能以他的才能和在「泰西」故乡所习得的知识为皇帝陛下效劳。皇帝的响应很积极，这对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具有极大的意义与重要性。


四个世纪以来，中国极其尊敬「西泰子」利玛窦先生，时至今日人们仍以此名尊称利玛窦神父。他是历史与文化的先驱者，他把东方和西方、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的西欧文化、悠久辉煌的中国文明与欧洲世界连接起来。


我曾在「纪念利玛窦到中国四百周年(1582-1982)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参阅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vol V/3,1982,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3．利玛窦神父与伟大的中国及天主教结有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受着这两者的爱戴与尊重。在距他到北京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他将给它们一些甚么消息呢？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作为至今依然新颖而具有现实意义，其原因之一是他从起初便对中国的全部历史、文明和传统培养出深厚的情感。一五九五年在南昌首次出版后立即博得普遍赞赏的『交友论』，以及在中国二十八年生涯中所缔结的?广而深厚的友谊，见证了他对那欢迎他的中国人民的忠实、诚恳及友爱。这样崇高的心情和态度来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珍视。致使他去研究、诠释、说明古代的儒家传统思想，对中国经典提供一番新的评估。


此外，自利玛窦神父初次与中国人接触起，便将其传授科学与传扬福音的方法建立在两根支柱上，虽然后来历经种种内外的阻扰与误解，至死持受不渝。这两根支柱便是：第一，新加入天主教的中国基督徒，绝无必要减轻其对祖国的忠诚；第二，接受天主教有关天主奥迹的启示，非但不排斥中国古代传统中所产生并传授的真、善、美、圣，反而将它们提高到更为丰富和完美的境界。正如同几世纪前教父们在基督福音与希腊罗马文化相遇时所作的，利玛窦神父也以这种洞识为基础，在不断地寻求与这片大地广土上的知识分子彼此了解的共同立埸上，有耐心地、有远见地进行信仰在中国文化融入的工作。

4．特别在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民以迈向社会进步作为他们的目标。天主教会关注并尊重这感人的冲劲和极有远见的计划，希望在促进和维护人权、人的价值、精神的及超验的使命上，谨慎地提供贡献。教会最关心的首要价值与目标，为现代中国亦然，那就是：团结互助，和平，社会正义，对全球化现象的明智处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进步。



正如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编写『中国札记』，这部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先锋和基本著作时所写的，今日天主教也不要求中国及其领导者给予她任何特殊的待遇，她的唯一愿望是恢复对话，以建立以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认识为基础的关系。

5． 以这位天主教会卓越的子女为榜样，我愿意重申圣座对中国人民深挚的感情和热切的关怀。圣座知悉，中国人民近来在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上有长足的进步，但也有一些困难存在。愿中国人也知道，天主教切愿再次为中国天主教徒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提供谦虚而无私的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不能不提起，几个世纪来，许多慷慨的男女传教士在传播福音与促进人性发展上的杰出贡献与成果：他们领先创立许多重要的社会福利机构，特别是广受中国民众欢迎的医院和学校。

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一无过失，这是他们的人性及其行为有限度的自然苦果，此外，他们的行动也常受到艰困时局的影响，其间交织着复杂的历史事件，及相互冲突的政治利益。还有神学上的纷争，激起反感，严重阻碍福音的宣讲。在近代历史的某些阶段，曾有过依恃欧洲政治势力的「保教权」，其结果常是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为在中国的教会带来了长期负面的影响。因此，各种时局与事件的交?纠结，阻碍了教会的前路，使她无法完全实现救主耶稣基督赋予她的使命，以谋求中国人民的福祉。

因这些过去的错误和缺失，我深感婉惜。我很遗憾，这些缺失在有些人心中造成了天主教对中国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视的印象，认为天主教对中国怀有敌意。为了这一切，我向那些多少感觉到被天主教徒的这类行为所伤害的人们，请求宽恕和原谅。

教会不应该怕惧历史的真理，她在深深的痛苦中，准备承担起她子女们过失的责任。这包括她与中国人民过去和现今的关系在内。必须从容、公正、彻底地去寻求历史的真理。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应该由学者们去进行；你们诸位精通中国的真实情况，在这方面也能够有所贡献。我向各位保证，圣座常准备好在这项研究工作上与大家合作。

6．利玛窦神父写在他的《交友论》一书开端的那几句话，为今天，有新的适切性与重要性。他将希腊罗马的经典祖产及天主教信仰对友谊的省思移植到第十六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当中，他把友谊定义为「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此「相须相佑，为结友之由。」


怀着对全体中国人民这种新而深刻的友谊，我期待及早建立起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途径。友谊藉着接触、在喜乐和痛苦中同甘同苦、团结一致及互相援助而获得滋养。宗座诚愿做所有民族的朋友，与全世界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


就历史而言，中国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同，但绝非彼此对立。它们是今日世界上存在及运作最悠久的两个「机构」；性质虽有差异 —— 一个是政治的、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是宗教的、精神的 —— 两者却都拥有十亿的子女。毋庸讳言，圣座以普世天主教会的名义 —— 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大家庭的好处，祝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有某种形式的对话，一旦克服过去的误解，这样的对话能使我们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携手合作。今日国际团体极其不安的时刻，要求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一起建立并发展民族之间同情、友好及团结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无疑地会对人类的前途带来积极的影响。

7．对这一深具意义的历史事件所举行的恰当其时的庆祝，我再次表达我的喜乐；我期望并祈求天主，愿利玛窦神父在东方与西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所开辟的道路，能引发相互对话的新机，使彼此在人性上、精神上增益。以这些美好的愿望，我喜乐地给予你们各位我的宗座祝福：愿天主恩赐你们健康与幸福。

梵蒂冈，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若望保禄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