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中国文化

一年级学生

摘于<天主教的精神与活力>
作者：徐锦尧神父

大公会议肯定文化的价值。梵二的《现代宪章》甚至说文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可以提高我们对真善美的认识，提高我们的气质、提升我们的生命，因而帮助我们接近神，认识真理，认识天主。

中国文化真的有这功用。让我举三个例子去看看中国文化怎样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天主。

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跟他说：“老师，你生病了，我们替你祈祷好吗？”孔子说：“丘之祷久矣。”意思是说：我天天都祈祷，不必在生病时才祈祷。

很多信徒平时不祈祷，生病时才祈祷，很有佛教人士所说“闲时不烧香，临急抱佛脚”的味道。孔子对祈祷的态度不是比这些所谓的信徒好得多吗？

第二个是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年轻时经过一条河，看到一座佛塔，有人跟他说，你向这个塔下拜，就会得到顺风。他就拜了，果然是顺风。过了许多年，他又经过这条河，但这次他没有拜，他写了这两句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即是说：耕田的人希望下雨，收割的人却希望不要下雨。老天爷该怎么办呢？现在你是去得顺风了，那回程的人不就遇上逆风了吗？干吗老天爷要帮助你而难为另一个了呢？所以苏东坡说：“我不求了！免得老天爷难做！”

我在想，有些人求这求那，像个贪得无厌的孩子，这样的祈祷大多都是在追逐个人的私利，还有不顾别人死活的嫌疑。这怎能是大公无私的伟大神明天地主宰的意愿呢？

把这种所谓“祈祷”的心态放在宗教战争上，更觉可笑。你试想想，当一个基督教国家跟天主教国家开战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大概在出战之前都会先祈祷吧？他们祈求什么呢？这个求天主打死基督教徒，那个求上帝打死天主教徒。其实这个天主和上帝都是英文所称的GOD，都是同一的真神。天主不是太难做了吗？因为都是神的子女啊！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孔子和苏东坡都很可能比某些天主教徒更能明白天主的心意。

第三个例子是方孝孺。方孝孺是明朝一位大学问家，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深虑论”，其中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即最好的医生能医治别人，他的儿子却可能是病死的；最好的巫师能赶鬼，他的儿子却可能被鬼弄死。所以方孝孺说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能干，他总有很多东西是做不到的，他总有不可为、不能为，或为而无所成的时候。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想“保子孙”，希望后代的子子孙孙都能过太平的生活，他能作什么呢？无论他设计得多么周到，只要他一死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唯一能做的，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即努力行善，修德立功，做一个好人，希望老天爷怜悯，并亲自祝福他的子孙。

香港有一位医生提早退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最心爱的太太生病了，他不能治好她；太太死了，便心灰意冷，退休了。

我在想，一个最好的心理学家可能帮助了很多人不自杀，他自己却自杀了。一个最好的婚姻问题专家帮忙了很多家庭不离婚，自己却离婚了。我们这些做神父的，很有可能帮了很多人信教，但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却是不信。这是很令人难受的事情。

在这个角度下，方孝孺认为最深刻的考虑，即所谓“深虑”，就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即是要敬拜神明、修德立功，让老天爷高兴，然后老天爷自会亲自来保佑这个世界，保佑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中国文化有很多地方都是好像上面的三个例子，它确实能帮助我们认识天主教的精神，做一个更好的天主教徒。

所以我热爱教会，也热爱中国文化。因为这个文化正是帮助我认识天主的好工具。

信仰一条龙－－充满动感的信仰


我认为天主教的信仰是一个很有动感的信仰，一种很整全、很全面的信仰。我可以用二十四个字把它表达出来：“扎根信仰，爱主爱人，投身社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注目永恒。”

信仰是什么？无论它是什么，它首先需要“扎根”，要信得很真、很深。

要吗就不要信，要吗就要信得很深、很真实、很有活力，让这信仰渗透我们的整个生命，潜藏在我们的每一个毛孔中，活跃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和血液里。而这信仰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为了要能“爱主爱人”，特别是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自己身边的人，并在爱他们时去爱天主，在天主内更爱他们。

然后要“投身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社会。

我们中国的信徒还有一个根，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要“胸怀祖国”，爱自己的的文化，也爱自己的人民。

当然，我们也是“地球人”，所以还要“放眼世界”，不要有狭?的心胸。

最后，我们不单活在这个现在的世界中，还有一个永恒的世界－－来生、来世的生命，这就是“注目永恒”。

香港已故的胡振中枢机很喜欢说香港天主教徒有三重身份：香港人、中国人、基督徒。我们是香港人，要扎根在香港，所以没有特别缘故，我们不移民。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的文化在中国，我们关心我们同胞的前途和命运。但是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胸怀世界、热爱人类。

胡枢机常常说这句英文：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放眼全球，建设本地）。

我看过一副对联也这样说：“心存千秋方能面对目前，胸怀全局始可经略一方。”就是说，我们的心想到的、追求的、念念不忘的，是千秋万世，是未来的远景，那我们才能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眼光能够胸怀世界，纵观全局，那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做好面前的、目前的某一件小事情。

小事情为了大全局，大全局不忽略小事情。这种全球与本地的关系，这种“扎根信仰，爱主爱人，投身社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注目永恒”的“一条龙”的发展，也是梵蒂岗大公会议给我们带来的重要飞跃。

一年级学生

关于爱文化、爱中国和爱教会之间的微妙关系，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有一次我在香港的理工大学讲了十节中国文化的课，讲完了，有两位同学站起来挑战我说：“神父，你讲的中国文化很好，但是，我们并不在乎。我们最在乎的是做基督徒。”我说：“这是你的选择，但为我来说，做中国人是重要的。”其实，天主教徒这个身份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天主教徒对我来说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可以帮我成为一个好老师、好爸爸、好公民、好中国人、好人。

生命好像铁，信仰就像火，而一个天主教徒就是一块烧红了的铁。

天主教徒的身份的重要处是帮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中国人、更负责任的公民、更爱人的人。所以基督徒本身不是一件我要独立追求的东西，我追求的是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渡一个更丰盛的人生。

对我来说，信仰生命十分丰富，它包括了扎根信仰，直至胸怀世界。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这种完整的信仰帮助我做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我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为了成为一个好中国人，我很自豪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正是我的天主教徒身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中国人。所以这两个身份我都重视，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身份。

所以并没有天主教徒比中国人更好，或者中国人比天主教徒更好这回事。我没有这种“分别心”，而刚才那两个女孩子却有，她们把基督徒身份与中国人身份对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分别，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矛盾。

关于天主教徒和中国人这双重身份的整合问题，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九八一年途经马尼拉的时候向中国人民广播了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各位中国朋友，如果你们服膺基督的信德，并坚守中国特有的道德传统，各位必定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人基督徒，使普世教会大受其惠。”

教宗要我们做一个好的中国基督徒，并肯定如果我们能发扬中国的道德传统，便一定会使普世教会得益。

教宗继续说：“我深信贵国每一位元基督徒都会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因为真正而虔诚的基督徒也一定是良好的公民。因为基督的福音并不是某一群人或某一个民族所专有。”

教宗的话很清楚，这个福音不属于西方，不属于希腊、罗马，它是属于普世人类的。所以教宗结论说：“所以同时兼具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国人的身份并没有矛盾。”

我们确实可以同时，也必须同时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是中国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中国人。

棕榈树

我们确实可以同时，也必须同时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是中国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中国人

水木燊

一年级学生 发表于 2008-3-30 00:24
关于爱文化、爱中国和爱教会之间的微妙关系，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有一次我在香港的理工大学讲了十节中 ...

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差异在于受到的观念教育不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间有一种裂痕在里面，无论时间观念还是地域观念长期的影响造就了不同的认知方式，譬如中国人很少有存在焦虑感，而更多的是生存焦虑感。前一个注重生命价值的追寻，后一个注重人世价值的确立，因此这种分裂性不是运用普遍的价值观就可以磨平的。顺着这个思路你可以发现中国的教徒基本上主体存在都是依照一种团体方式存在，即使到了海外也是组团存在，在西方信仰却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基督教信仰里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很适合在多党制下生存，但是在中国这个价值观则很成问题，因此环境迫使中国基督教徒特别是天主教徒累世百年都以一种家族式的方式传播着，这里面不单纯是礼仪之争造就的。

醍醐

顺着这个思路你可以发现中国的教徒基本上主体存在都是依照一种团体方式存在，即使到了海外也是组团存在，在西方信仰却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基督教信仰里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很适合在多党制下生存，但是在中国这个价值观则很成问题，因此环境迫使中国基督教徒特别是天主教徒累世百年都以一种家族式的方式传播着，这里面不单纯是礼仪之争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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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的还有些道理，这些就是胡说了~~

韩启歆

这篇文章不错，在本色化方面有很好的见解，只是不大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