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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将于本年年底召开,个人认为这次“八大”的召开,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社会中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所在。这个契机如果把握好了,天主教会的局面肯定会焕然一新,如果还是借助爱国会的一如既往的政策执行,那教会势必再次经受另一个充满痛苦矛盾的十年。这为中国教会是个灾难,为国家无疑还将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
当前,地下教会的问题已有了很大的消解,所以不应把注意力放在此一方面。在现在的中国教会内,必须让主教们站出来主持中国教会的未来发展,必须促成中国“主教时代”的形成,所以,“八大”如何开?以何种形式开就很是关键了。
在中国教会历史中,能称得上“主教会议”的,就是1924年5月15日到6月12日,由刚恒毅主教在上海主持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在此次会议中,当时由所有的主教们在5月24日这一天,把中国教会奉献给圣母玛利亚,求其保护,这也是“中华之后”的由来。另一次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地下主教们在陕西三原教区召开的“三原会议”。这二次会议都是在教会内由主教们号召主持的为了中国教会的命运发展聚首相商的会议。我的阅读记忆中,除了这两次“主教会议”之外,中国的主教们在针对教会发展问题似乎再无聚首相商过,且不论其因缘为何?其实,都是可悲的!
所以,“八大”如果要开的有些宗教内的意义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有人说,会议之前,应由所有的主教们共同相商,如何举行召开这次会议,让主教们制定商讨的议题,并选择“八大”召开的具体时日。因为,在主教们的主持下,会议的意义才会是全新的。如果会议还只是越俎代庖之举,那么“八大”开不开对中国教会都没什么现实性意义。刘元龙秘书长在自己的讲稿中曾提到,每年三月份在梵蒂冈都会召开一次关于中国教会问题的会议。他有些激愤地说道:“没有中国大陆教会人士参加却是讨论中国教会问题的会议是多么可笑啊!”同理,“八大”如果不是由天主教会这个主体来主持召开并规定会议议题,那么,开的再声势浩大,无非也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故此,“八大”中,政府官员可以列席,但不宜操控。爱国会尽量全心全意地尽好端茶倒水的服务之职,而万不能再占据会议的主体位置。如果这样,那无疑会让新而美好的契机希望再成为泡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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