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礼仪之争到主教任命权之争

刘幼民

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在2010年12月7日召开。

这是一次迟开的大会，按照制度它应该在2009年召开，但是基于2009年五月发生汶川地震需要协助，以至政府主办2008年奥运、2009年十月一日建国六十周年、2010年要办上海世博会等，教会当局考虑把大会延期。自称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教会不能给政府添麻烦，不能让自己的事影响了全国的政要大局。正因为如此，代表大会不再是天主教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中国内部的问题，推迟代表大会召开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外部，与“中梵双方的审时度势不无关系”。从中梵关系的角度来看，推迟代表会议的有助于推动中梵关系的缓和,也有创造时机寻求中梵双方共识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中国宗教报告（2010）》，特别提到天主教即将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大会乃中国天主教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五年召开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选举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一会一团）的领导层。两者均不获罗马教廷承认。梵蒂冈国际关系事务部秘书长拉耀罗总主教在接受布加勒斯特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正如世界所有国家一样，在中国的教会所要求的，无非是可以自由组织教会内部的工作。教会任命主教的自由是《教会法典》规定的，不会对中国的体制构成任何干涉。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信》中特别指出爱国会是一个违背天主教信仰的机构。因为，爱国会所宣称的宗旨旨在落实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与教会道理是无法调和。

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推迟了一年多，但是看情况，中梵关系还是卡在了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上。在这次大会召开后已经公布的大会发言里，都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绝对不能动摇”，“ 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和民主办教原则”的语句。未被教宗承认的马英林主教顺顺利利地担任了天主教教团主席。据说教团主席的候选人只有一名。梵蒂冈做出的反应当然是不满、不快极了。这也都在预料之中。

按照天主教圣统制的权力逻辑：宗徒是基督亲立的，伯多禄为宗徒之长，他是基督亲点的磐石。而按照宗徒的统绪，教宗是伯多禄的继承者，而主教们是其他宗徒的继承者。因之，伯多禄的继承者，也即罗马教宗有权管辖其他宗徒的继承者，也就是主教们。所以，罗马教宗不可否认地享有对整个天主教会的管辖权，甚至主教们没有得到他的承认就不能成为主教。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则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对于中国领土境内任何组织和机构从司法到行政层面的“最高管辖权”。也即在中国任命主教，要由中国天主教会自主决定，梵蒂冈只是“共主”，教宗可以享有的是任命权。但是梵蒂冈认为，主教祝圣问题关乎宗教自由。

中梵看来都很坚持，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推迟了一年召开，双方的口气与一年前一样没有改变，显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人说：“主教任命是中梵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但这更多的是一个宗教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可是在国家事务中，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很难区分开来，主教任命权对中梵双方都属“主权”、“内政”范围，也牵扯到了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因为梵蒂冈的影响和教宗的权威是绝大多数天主教徒不情愿舍弃的，是天主教认同感的重要因素。虽然，天主教圣统制的权力逻辑在历史中显得非常荒谬，可是，在天主教的宗教传统中却又非常重要，有时候居然成了天主教与基督教分野的重要标志。许多天主教徒是爱国的，却不愿意放弃圣统制，因为放弃了圣统制等于放弃了他们的宗教身份。所以他们与梵蒂冈站在一起反对天主教爱国会，却不会与反华势力站在一起反对中国。

爱国会有时不得人心的原因大致有三：1.官办色彩浓，属于政治性组织，却在左右教会事务；2.管理不民主，暗箱操作多，教友很难参与其中，常常以少数人的声音，代替多数人的声音；3.地下教会以“忠贞教会捍卫者”自居，在攻击我国自主自办教会原则的同时，公开与天主教爱国会组织对抗。

地下教会与梵蒂冈保持一致，表面上打的是宗教牌，可是从宗教操作到实行政治行动，并无距离远近的限制，只有条件机会是否已经具备。从这个角度看中梵关系的博弈，主教任命权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宗教问题。其实，罗马教宗在现代的影响力所剩无几，主教任命权也不断受到教会内外的挑战，天主教著名神学家汉斯·昆教授就认为：“圣统制体现了全部君主主义要素。行使统治权(特别是通过外在权力，把使用强力当作最后一着)是服务的反面，是对权力的滥用”。相应的来讲教会自治，主教由当地神职人员选举产生，再由教宗予以确认的美国模式倒是有了全球推广的可能。估计，进入现代社会的梵蒂冈真正反对的不一定就是民主选举主教，而是反对中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管理教会的模式。如果接受了这种模式，天主教付出的就不仅仅是权利的代价，更使其寝食难安的是价值观的代价。

三百多年前，罗马教廷因为坚持价值观问题，不认同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版本的“中国化天主教”，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史称“中国礼仪之争”），惹火了本来对天主教甚有好感的康熙皇帝，于是一道禁教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就将天主教堵到了国门之外。当然，损失是双方的：梵蒂冈失去了在中国传福音的良机，而中国也关闭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以后发生的鸦片战争也不能说与中梵交恶毫无关系。不过中国政府对待宗教的立场，与康熙皇帝也有几分相似，那就是“天主之权”不能凌驾于“凯撒之权”的中国式国情。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此时的天主教会只能“天主的物归于天主，凯撒的物归于凯撒”才能做到天人合一。
      
中国有句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就算梵蒂冈的教宗有天主、有耶稣、有圣母玛利亚给他撑腰，梵蒂冈也要明白中国《宪法》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里就有明文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梵蒂冈要在中国传教，在形式上与商人到中国做生意，游人到中国旅游一样，首先要尊重中国的法律，其后才可以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传统、有什么样的打算。

天主教的《法典》在中国就要想办法适用于的中国的水土，三百多年前的“中国礼仪之争”，不要再延续为中国的任命权之争。在这里考验的是梵蒂冈的智慧、教宗的智慧，而非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只要坚持原则就不会有大错。

毕竟，是梵蒂冈要到中国发展，而非中国要去梵蒂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