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传入贡山县的前前后后(下)

以善胜恶

    天主教第一次传入贡山，以在秋拉桶传教的吕项神父（Durand
Pierr-Marie-Gabriel）的殉道和毕天祥神父带领逃难的教友最终翻越碧罗雪山，在维西县境内的澜沧江畔边建立了一个新的村庄：“茨菇”而落幕。“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已经失败了”，在贡山似乎就再也没有天主教的踪迹，但天主却一直眷顾着这个拥有“三江明珠”之称的地区：天主教在贡山的影响并非由于神父和教友们被枪杀和驱散而烟消云散，首先就留下了震惊当地群众，且流传至今的关于吕项神父的“奇迹”： 吕项当时为保护教友过溜索，让教友们先过，他最后一个过的时候被追赶的喇嘛开枪打死在溜索上掉到江里，22天后在五里村附近才找到尸体。教友们暂时就近将他的尸体放到了怒江旁边的山洞里，希望等情况缓和后再埋葬。从此以后每天晚上，这个山洞就会发光！不仅惊动了当地的百姓，更是惊动了喇嘛们，影响很大。即使到现在：仍然会有很多当地旅游的向导会提起此事。后来百姓和喇嘛们都因为山洞会发光而感到害怕，就催促教友们将吕项神父的尸体埋葬在山洞附近，入土为安...

    在毕天祥神父领着教友们碧罗雪山后，在茨菇毕天祥神父和同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余伯南神父领导逃难的教友开垦土地，修建房屋和教堂，逐渐发展成一个村落。在做福传工作的同时兼做慈善工作：在附近的六九村开办教会小学；施舍当地穷苦百姓；当时当地疾病流行，神父们就精心医治，逐渐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福传工作也逐渐得以开展。
   
    到了1885年7月5日，天主特选的“贡山宗徒”任安守神父在法国领受铎品，并被派到德钦县（滇金丝猴的故乡）传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蒸蒸日上，但教难依然伴随着这群努力为天主做证的人：1887年8月，四川藏区巴塘掀起的“教难”再次波及到德钦、小维西和茨菇等地，为了教会发展的需要，大部分神父都回撤到大理、叶枝避难。也正是这次的“教难”，却促使了天主教重回贡山。

    这里不得不提到贡山白汉洛的一对怒族夫妻：（白汉洛海拔2500多米，现在仍然是徒步旅行者沿着后来的安德肋神父修建的人马驿道“蛇卡线”翻越碧罗雪山所经过的惟一一个藏族村落），当时他们先后生了六、七个孩子都没有存活，当地的“南木沙”（ 怒族语：巫师）到处扬言：是他施展巫术的“杰作”，并诅咒他们今生都无子。时间一长，传言就传到这对夫妻的耳朵里，气急之下丈夫就在深夜持刀“结果”了巫师并携妻子连夜翻越碧罗雪山，几天后逃命到了茨菇村。余伯南神父也不知道这对夫妻的往事，只见他们可怜，就收留了他们，来帮助神父管理农田和果园。后来这夫妻2人也都领洗如教，男的起名叫若瑟。在茨菇村若瑟夫妻2人先后育有三子都很健康，全家对信仰也非常“虔诚”。

    从四川藏区巴塘掀起的“教难”逐渐平息后，任安守神父到茨菇找余伯南神父商量新的传教计划，当时若瑟一家也很想念贡山白汉洛老家的亲人，就将贡山当地的情形介绍给了任安守神父。1888年春，若瑟一家就领着任安守神父回到了白汉洛，由殉道吕项神父的血为基督信仰撒播在高黎贡山上的种子终于逢春发芽，开始生长。

    由于若瑟一家的献身说法（关于逃亡的经历），又在任安守神父的劝导下，很快就有众多群众接受了信仰，到白汉洛教堂开始修建以前，附近好多村子均有80%——90%的人都接受了信仰。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天主教的传入，侵犯了当地喇嘛教的利益，影响到了喇嘛寺贡税的收入”。所以冲突不断，1892 年任安守神父去西藏察瓦龙传教，就曾遭到喇嘛武装的追杀。

    由于白汉洛附近地区教友人数的增多，修建教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任安守神父以朋友的身份从丙中洛普化寺兰雀治格一世手里，购买到白汉洛的一块地皮（主要是白汉洛村很偏僻，现在也只能步行才能到，在怒江的支流迪马洛河边将近70度的山坡上），在1895年，白汉洛教堂开始修建，1898年，可以容纳600人的教堂完工，从大理剑川请来了木、石、绘画、雕刻等工匠把这座教堂建筑得精美壮观，天花板呈弧形拱状，画有各种圣经故事，不仅是当时，现在看来都是贡山历史上最精美壮丽的建筑。在修建的过程中，喇嘛们感觉到利益受到侵犯，多次组织武装前来滋事，让任安守神父离开贡山。但由于信教群众众多，神父有教友支持，每天做弥撒，讲道理，求天主帮助。在天主的眷顾下，很多教友都自告奋勇来护卫这“初生的幼苗”，所以喇嘛武装几次滋事却始终没有得手。

    其实要说到贡山地区的土著居民，最早的是怒族和独龙族，后来喇嘛们沿横断山而下，喇嘛教一教独大，把持了该地区的所有经济、文化、法律、政治，赚了不少银子和女子（均有史料）。独龙族被迫退居根本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独龙江，据说独龙族女性纹面为何纹面这一悲惨习惯，主要原因就有为了不被抢去为奴的。实际上贡山的一个乡：“丙中洛”这个地名的来历就是藏语“藏族村”的意思。在当时藏族和喇嘛教的文化，对于当地的土著居民怒族和独龙族来说，是非常强势的文化。

   为了避免冲突一再的发生，1902年任安守神父曾请求丽江府调派了一哨官兵（80人）驻扎在迪马洛河流域。

      1905年2月, 四川藏区巴塘教难发生，逐渐波及到三江并流地区，3月驻西藏盐井的法籍教士蒲德元（Pierre Marie Bourdonnec）、魏雅丰（Andre-Alphont Vignal）被追杀由西藏盐井逃往云南阿墩子（今德钦）， 从此震惊中外的“维西教难”全面爆发。数千来自巴塘和东竹林的喇嘛围攻茨菇村，并打死一名清军哨官。这起教难最终导致包括白汉洛教堂在内的分布在澜沧江、怒江沿岸的10所教堂被毁，并有两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余伯南和蒲德元为主殉道，再次用鲜血播撒下信仰的种子。

    而白汉洛教堂被毁，则是由于叛徒的的出卖：先后这一系列的教难消息陆续也波及到贡山，1905年8月20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当时有一名教友尺布阿瓜被丙中洛普化寺的喇嘛们收买，以种种理由和谎言骗任安守神父离开贡山：说西藏派遣军队来讨伐等等！神父信以为真，跟其离开。同时清政府的驻兵哨官杨玉林提前知道消息, 严重渎职引军撤到腊早。结果是普化寺的喇嘛们趁着神父刚走，就由库乐、嘎玛安珠等率200多人的喇嘛武装分两路进军白汉洛教堂，由于任安守神父已经离开群龙无首，喇嘛们就洗掠了白汉洛教堂。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则放火烧毁，最终烧毁了白汉洛教堂以及附近村民的房间40多间，这也就是史称的“白汉洛教案”。而任安守神父能做的就是雇当地商人段廷瑞到维西厅, 抗议廷守李学诗管理不力，随后到昆明告状，请清政府出面来解决。

    云贵总督令丽江府查办, 丽江知府委派师爷夏瑚为阿墩子弹压委员进驻德钦，受维西厅节制，兼管怒俅两江事宜。贡山清朝时属丽江府维西厅管辖，官府长期一直辖而不管。夏瑚怀着一腔正义之情受命前往处理，将临阵逃跑的李学诗抓捕斩首（李学诗是当时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侄子，夏瑚却藐视权贵，敢于捕杀有后台的罪犯，其品行可见一斑，但夏瑚后来也是因云贵总督李经羲公报私仇而丢官，可见当时官场的黑暗），又将哨官杨玉林撤职，并悬赏白银千两攻打丙中洛捉拿凶手，废除藏族土司在这里征收“香火钱粮”， 赢得当地人民的称赞。夏瑚也曾两次巡视独龙江流域（旧称“俅江”，缅甸称为“恩梅开江”），当众宣布废除过去的许多苛捐杂税，还散发食盐、布匹、针线等生活必需品给贫困的独龙族人民。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他把全区划为两段，任命俅官，还设伙头等职，是我国在当地有治权的开始。真没有想到：“白汉洛教难”产生的间接后果之一就是使我国领土疆域方面有所开拓。

   一年后“维西教难”在昆明议结：有八项具体内容，在赔偿方面由于政府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最终听取了大理木匠的建议：“赏官减银”。赏给任安守神父“四品顶戴”官衔，赔偿的银子减半。最后清政府共赔偿教会及死难家属抚恤金和财产损失白银五万两（另有十五万九千两之说），这使任安守神父成为西南唯一拥有“四品顶戴”官衔品级的传教士，其传奇的一生更具有了传奇性。现在贡山的丙中洛乡被国家旅游局列为“中国香格里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申报“国家公园”，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现在形成多民族多宗教（有天主教、基督新教、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并存和谐发展的局面，这也离不开任安守神父所做的努力。

   我们来看看现在没有信仰的“文化人”对当时环境下拥有“四品顶戴”的任安守神父的赞叹和评价：
  “接下来就不用说什么了吧？同花顺加大小王，通吃呗。怒江这种小地方，别说四品，七品老爷十年也见不到一个啊！道台老爷的活动谁还能咋着？天主教从此成了丙中洛及附近地区的第一大执政党。
任安守值得尊敬的地方还不仅仅如此，还有：
1、却一点也不象大清国的官员。仅仅是宗教狂热和献身精神。不贪财，不恋家。最后自己埋骨丙中洛。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宗教事业。一个外国人——这是什么精神？我说不好，反正觉得，你把《纪念白求恩》稍改个名字作为他的墓志铭，基本没错。
2、包容的心。尽管天主教完全有可能对其它宗教赶尽杀绝，但还是网开一面。后来的众多宗教和平共处，从而当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应该说任安守神父功劳不小。
3、帮助百姓。尽管宗教的目的从来是为了神的利益，但他对当地的百姓有很多实质性的帮助。不像当初的喇嘛，一味的搜刮。喇嘛垄断生意，强买强卖，导致民怨沸腾，颇像现在的政府垄断企业。”

    教难平息后，任安守神父将政府封官的事报告了当时所属教区康定教区的主教倪德隆，主教不同意，回信说：“政教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替换”。所以他并没有从政。他的那套官服则一直保存到他去世，仅仅是朋友们要求他穿官服合影留念时，他会拿出来满足朋友们的要求。但这种曾获“四品顶戴”的传奇无疑影响到和喇嘛们的交往，从此以后均能和平共处。任安守神父用赔偿的白银重修了白汉洛教堂, 又先后在重丁、秋那桶等地修建了教堂。天主教终于在贡山扎下了根。
   
   1937年，任安守神父在重丁教堂逝世时，从“昔日的敌人”的痛哭怀念就能知道任安守神父的奉献精神，以及三江流域众多群众怀念至今的原因：嘎玛安珠，曾经攻打白汉洛教堂的先锋，当时也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参加神父的葬礼时号啕大哭：“朋友，你怎么先我而去，不带我跟你一起走呀？”
   即使到现在，众多学者均对任安守神父敬佩不已：“32岁的法国传教士任安守翻越碧罗雪山来到怒江大峡谷传教。一位法国人在壮年离开家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教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也许只有宗教的力量，才能使人有这样执著的信心和坚定的勇气。”
      
     后来巴黎外方传教会先后又增派了6位神父来贡山服务，最著名的就是白汉洛教堂的本堂安德肋神父，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投入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为了加强雪山两边的沟通，修通了三条能翻越碧罗雪山的人马驿道：白汉洛到茨中，白汉洛到永芝村以及腊咱到维西的岩瓦村。他经常徒步往返200多公里去传教，百姓对他评价很高，曾自发送他“热心公益”大匾。很多人都热心信仰天主！他还先后在茨开（县城所在地）查腊、捧当盖了修建了教堂。仅从现在的迪玛洛村来看，就有藏族、怒族、纳西族、傈僳族、独龙族等众多民族且多数均是教友，而且均有三个名字：一个汉族名字，一个本民族名字和一个圣名。到现在他们之间口头称呼均是叫圣名，而且还带有非常显明的法语腔调，有的老人不但能说几句法语，有的还是法语的土话。

   谁也没有想到，安德肋神父修的三条能翻越碧罗雪山的人马驿道，进入20世纪已经成了探险徒步旅行的黄金线路，且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很多额外的收入：产生了很多向导、马夫、及家庭客栈。好多客栈都是当地教友所开设的，比较有名气的有丙中洛重丁村傈僳族的丁大妈（她是当地的会长，管理着重丁教堂。田壮壮的影片《茶马古道》里也有她的故事）以及迪麻洛村藏族的阿洛家。在他们家里，随时可以看到教会信仰的痕迹：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圣像。旅游的线路上经过一座座教堂，很多都是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教堂，如：迪麻洛教堂、白汉洛教堂以及翻越碧罗雪山后见到的更宏伟的茨中大教堂。在翻越碧罗雪山的三天徒步旅行中，见到的多是教友，感受到的均都是天主教文化。

   另外安德肋神父大量的培育传道员，要接受三年的圣经学习和要理知识才能担任传道员。到1952年安德肋神父离开的时候贡山境内已经有6座教堂，教友1200多人，17位传道员和10位修女。
     
       发展到现在：虽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等波折，但是由传教士鲜血浇灌的土地依然在生生不息的茁长成长，碧罗雪山两岸已经有近7000多不同民族的教友（白汉洛全村都信天主教），16座教堂和众多在外地学习的修士修女。并每年举办教友培训班，提高对教会信仰的认识，是藏族地区信仰发展最好的地区。每个主日，教友们都会自发的到各个教堂去祈祷，主日虽然没有神父，但仍是按照弥撒礼仪进行：有读经，有福音，也有讲道（由讲道员负责讲道），只是没有举扬圣体和领圣体礼。而且原汁原味的由神父们翻译成藏语和傈僳族语言的祈祷经文及歌曲经常回荡在山林之中，也吸引着众多旅游的游客去认识天主教。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山大坡陡，有一户教友去教堂路途遥远，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老人家担心下一代和孙辈们会丧失信仰，去年他们自己家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以此来表达整个家族对天主的热爱和忠诚！这让我们想到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也让我们用这句话来结束：“获得敬畏上主之情的人，是有福的；怀有敬畏上主之情的人，谁能与他相比？”（德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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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天主教会与当地文化和社会的融合始终是一个首要的问题。